中更重要的是：蒙古人的统治重新统一了长期处于分裂而同属于汉文化圈的南北两部分。在思想、经学、经世之学、科学以及书法、绘画和诗歌方面都出现了多种流派，并且各具特色。这些异彩纷呈的流派现在都被吸纳到国际性的蒙古大都这个母体中来，然后又发散到各行省的大城市中去。元代中国提供了比以往中国正常情况下要宽泛得多的精英层——超精英层。同时，它又提供了自盛唐以来中国精英们从未体验过的各种刺激与交流的一个活动舞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积极的因素，其中很多并未被当时的精英们所珍惜，也遭到其后各朝代的诋毁，直到现在我们才可能予以重新评价。
元朝作为宋、明两朝之间的一个朝代，尽管给传统的精英阶层带来了冲击，但从社会史角度来说，它印证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正统模式的牢固性。那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短暂的”精英阶层作用的扩散，一直被仅仅看成是暂时的、不合常规的现象。一种关于应当拯救什么样社会的观点，以这一个世纪的权宜性妥协为由而坚持了以上看法，这一观点很有生命力，实际上是不可动摇的。元代有意无意施加的各种压力，都没有使中国在其早已确立的社会发展轨道上转向。但这些压力还是导致了对非正常条件的许多有益的反应，尽管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1］ [453]史仲文：《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第3—19页：[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时期的中国戏剧》，第3—30页。
［2］ [558]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第72—241页；郑清茂汉译本，第44—162页。
［3］ [206]威尔特·L.艾德玛、斯蒂芬·H.韦斯特：《1100—1450年间的中国戏剧史料》，第1—94页等。
［4］ [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5］ [799]邵循正：《元代的文学与社会》，邵的观点对许多当代学者颇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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