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远比对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时期的研究薄弱。历史学家之所以忽视这段历史，部分因为这个时期夹在朝代创建者忽必烈汗光辉的历史时期和妥欢贴睦尔的“末代乱世”之间，似乎缺乏历史意义。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与此有关的资料和各种原始资料的短缺。
与蒙古早期诸汗和忽必烈时期不同的是，现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历史资料很少。波斯史书拉施特的《史集》，对研究早期蒙古帝国的历史很有价值，但是只记述到铁穆耳汗时期。该书关于铁穆耳时期的叙述，现在有波义耳的英文译本，［1］ 亦有俄文和中文译本。记述铁穆耳汗以后时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2］ 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3］ 这些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对研究元朝与西方汗国的关系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只能主要依靠汉文史料。
在汉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纪和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列传是重构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后继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凑起来的官修史书《元史》的缺憾是众所周知的。［4］ 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元史》的整体批评都适应于该书有关这一时期的部分。
首先，没有为海山和也孙铁木儿朝的主要大臣立传。因此，《元史》的叙述必须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关资料的补充和确认，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职。此外，亦应参考后来邵远平［5］ 、屠寄［6］ 和柯绍忞［7］ 编的元史。这一时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赵盂頫、程钜夫、刘敏中、张养浩、黄溍、虞集、揭傒斯、马祖常、苏天爵、欧阳玄、许有壬、危素的文集。苏天爵编的诗文选集《国朝文类》，［8］ 也保留了许多别处未载的资料；但是，该书收文终止的时间是在1310年前。苏天爵编的另一部书《元朝名臣事略》，［9］ 是从蒙古帝国初期到铁穆耳朝重要官员的列传，只对我们这个时期的早期部分有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笔记，包括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10］ 、杨瑀的《山居新话》［11］ 、孔齐的《至正直记》［12］ 、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13］ 都对《元史》的叙述有补充作用。
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发展，《元史》各志中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志的资料必须用《元典章》［14］ 和《通制条格》(11)收录的基础文书补充，两书所收文书的终止时间分别是1322年和1315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年编撰的政书《经世大典》［15］ 的残存部分和妥欢贴睦尔时的几部官修书。后者包括《宪台通记》［16］ 和《南台备要》，［17］ 两书都是记述御史台的；还有《秘书监志》，［18］ 收录了秘书监的资料。
只是在近些年来，元中期政治史在现代标准的历史著作中才得到应有的注意。对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19］ 中见到。该书由中国元史界的权威韩儒林教授主编，但写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员，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学者陈得芝和邱树森。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的现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有用的有关元代政治的叙述亦见于《中国通史》，［20］ 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的另一组元史专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则芬的《元史新讲》［21］ 对元中期政治的论述最长，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70年后，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与儒士》。［22］ 尽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欢贴睦尔朝的政治变化，但是在书中他用前两章陈述了他所讨论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论点，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视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转的终结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开端的标志，但是《剑桥史》的这一章还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锐观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兰德彰关于虞集的论文［23］ 通过对这个汉人大儒谋臣鼓吹图帖睦尔的正统和权威的分析，探讨了图帖睦尔朝的政治。韩百诗是著名的法国元史研究专家，著文研究了蔑儿乞部的伯颜，［24］ 此人在图帖睦尔朝和妥欢贴睦尔朝初期是官僚强人。
对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国的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很多。箭内亘关于蒙古贵族选举大汗的集会“忽邻勒台”的经典性研究，［25］ 发表于1917年，是该问题研究的开端。对帝位继承危机最全面和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萧功秦的两篇文章，［26］ 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环发生的帝位继承危机归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彻底的转变。虽然按照草原传统在忽邻勒台上“选举”新的大汗不过是一种形式，“选举”的概念依然被各种企图谋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发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继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传统举行仪式。［27］ 傅礼初的两篇文章［28］ 和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文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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