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鼓励农业与果树种植。有时皇帝还亲自检验收成。
类似的措施一直延续到约1070年。引起持续争端的是在南京道地区灌溉士地以种植稻谷的汉式举措。在景宗统治时期（969—982年）这样的建议被拒绝，1064年一项禁令被重新强行实施。在1068年，最终下令允许种植稻谷，但军事要道除外。由于水渠与稻田的布局将会构成契丹骑兵作战的不利地形，所以政府的拒绝理由显然是基于军事考虑。
道路
在圣宗朝初期（984—989年），为方便马车通行和发展邮传制度而注重修筑道路与桥梁，这对于上传下达的便捷是极其重要的。［23］ 在1027年，出于安全考虑，官道两旁各宽30步的狭长地区被下令清理出来。
赋税
契丹的税收历史几乎不可能完全阐明。部落民有传统义务提供皇帝需要时所设定的劳役或赋税。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常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由南京道定居人口缴纳的。这里的赋税比所有契丹地区的还要重。至少宋朝史家认为，辽朝税收比宋帝国要沉重得多。汉人百姓的劳役似乎没有规律可循，人力的专门调用有时很少考虑农业生产的正常需要。
甚至在辽朝末年，其全部税收也没有达到正常的汉式水平。912年，在阿保机的汉人谋士韩延徽（882—959年）的建议下，契丹首次在定居臣民中设立赋税制度。他们继续施行唐朝制定的两税法，加上各种附加税诸如农业履行税，而且他们经常征发人力强迫劳作。海盐和湖盐被征调以实行盐的专卖。还有酒、粬和其他各种商业税在榷场交易和货物运输中加以征收。
圣宗时代没有新的发展，但很明显，多次战争的消耗导致财政拮据。991年首次进行了一次土地测量［24］ 和人口调查登记，997年进行了各斡鲁朵部民人口的调查登记。［25］ 在10世纪90年代政府多次通过各种方法来重新调整赋税：991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围地区调查逃税和劳役的情况；［26］ 994年政府下令建立“均税法”，［27］ 这样做的意义还不清楚，当然到圣宗时代晚期，仍存在着极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继承人下令重新实行新的赋税制度。［28］ 995年，一些地区的赋税增加很多，997年因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百姓无法承受而减税。［29］ 998年实行了进一步的让步措施，［30］ 1002年南京及平州地区又一次免租税，而且减少了关市税。［31］
1005年与宋的和议立即减轻了辽朝的财政拮据状况。宋朝政府提供的岁币占辽朝全部国库收入的很大比重。可是以后几年中新的贸易税又被征收，沉重的赋税继续实行。
货币
甚至在阿保机时代之前，契丹就曾铸造铜钱，而且太宗统治时期（927—947年）曾任命过一位官员掌管钱币和铁器的铸造。傀儡后晋政府的建立者与契丹的忠实奴仆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铜钱支援辽朝的经济。但据宋朝俘虏胡峤的记载，在景宗统治时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丝而不是以钱作为流通的重要手段。［32］ 起初契丹严重倚赖从中原进口的钱币，所以在辽朝统治地区发现了大量宋朝钱币。只是在景宗晚期，随着982年乾亨通宝的发行，才开始钱币的流通和正式铸造。［33］ 983年圣宗即位时开始了另一种新铸币统和通宝。当几乎一个世纪前由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铜钱被发现后，又带来了一大批储备钱币，而到圣宗统治时代晚期，似乎已供应充足。［34］ 大量宋朝钱币在辽朝领土流通。但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钱币的数量，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圣宗统治时期以后，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钱币的铸造仍供不应求。
1055年钱币供应的危机似乎加剧了。铜和铁的私造与交易被严格管制，对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属出口被禁止。［35］ 从1056年开始，通行东京铸造的钱币。［36］ 11世纪剩下的时间，虽然新币于1055、1065、1074、1084、1102和1112年被铸造，甚至高丽史书也提到了铜钱在辽朝的广泛应用，但辽朝似乎对流通中的钱币的质量不大控制。保存下来的辽朝钱币的粗制滥造证实了这一点。到11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对钱币短缺的传统官方反应：铜器铸造禁令（1084年）和金属与钱币出口禁令（1088年）。［37］ 在1090年，作为使节被派往辽朝的苏辙记载道，那里所有流通的钱币都是宋朝的铜钱。［38］ 到12世纪初期，政府开支开始远远超过其岁入和钱币生产，王朝伴随着严重的钱币短缺而结束。
中京的建立与奚的最后归并
经过了阿保机统治时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讨伐后，从太宗时代起，奚人最终接受了在契丹国家内同渤海相类似的半独立地位。［39］ 他们保留了拥有自己官员的国王，他们作为诸侯向契丹政府纳贡，而不是作为臣民向其纳税。在10世纪最后十年与宋的边界战争中，契丹的领土遭受侵犯，这给了奚人一次他们早已期盼的与契丹人绝交的机会，但他们依然几乎完全保持着忠诚。在994年和997年之间圣宗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奚人以前的“纳贡”体制终止了，奚王变成领取俸禄的辽朝官员。为了控制以前奚人的领地，建立了汉式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汉人移民到那里开垦肥沃的土地。1006年奚王以前的居所被指定为契丹的中京。［40］ 1007年建立起城墙，汉人从辽东被迁移到这个新城市定居；一座辽朝的祖庙被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了接待宋、高丽和西夏使节的馆驿。1009年为圣宗的临幸做了进一步的准备，而1018年到1020年之间又建立起更多的宫殿庙宇。［41］
新都城大概作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团的场所使用了一段时间：宋朝使节宋溥和路振于1008年访问过中京并留下对它的描述，1013年来到这里的王曾也是如此。都城有内墙和外墙，但路振去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人大规模定居。与其他四个规模相当大的都城（上京、东京、南京和后来于1044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对小的规模，只管辖有限的地区，带有很少的下级地方行政区和主要为汉人和奚人组成的编户。但它的建立最终把奚人并入契丹国家，而且自11世纪起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在我们的史料中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1］ [645]《辽史》，卷8，第64页。
［2］ [645]《辽史》，卷12，第133页。
［3］ 见[541]《中国社会史：辽》里的表格，第491—492页。
［4］ [646]脱脱等撰：《金史》，卷51，第1129页。
［5］ 有关这一问题的极好概括，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54—464页。
［6］ [645]《辽史》，卷89，第1351页。
［7］ 他和他的父亲均是精通汉语的作家，而且据说儿子耶律蒲鲁在六岁时就能够读懂契丹大字。他的父亲还是提倡扩大契丹姓氏、不局限于耶律和萧氏的官员之一。
［8］ [645]《辽史》，卷18，第217页。
［9］ [645]《辽史》，卷4，第49页。
［10］ [645]《辽史》，卷77，第1259页。
［11］ [645]《辽史》，卷13，第141页。
［12］ [645]《辽史》，卷14，第158页。
［13］ [645]《辽史》，卷15，第169页。
［14］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03，第1445—1450页。
［15］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16］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卷104，第1456—1457页。
［17］ [645]《辽史》，卷42，第518页。
［18］ 见[581]王偁：《东都事略》，重印本载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编，第11—14卷，卷123，第1899页。皇太后之死，见[584]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第1645—1646页。
［19］ [645]《辽史》，卷10，第110页。
［20］ [645]《辽史》，卷13，第145页；卷61，第939页。
［21］ [645]《辽史》，卷17，第201页。
［22］ 关于重元的请求，见[645]《辽史》，卷112，第1502页。关于1044年推迟已久的建议的执行，见《辽史》，卷19，第230页。
［23］ [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64—165页。
［24］ [645]《辽史》，卷13，第139页。
［25］ [645]《辽史》，卷13，第149页。
［26］ [645]《辽史》，卷82，第1290页。
［27］ [645]《辽史》，卷13，第145页。
［28］ [645]《辽史》，卷59，第925页。
［29］ [645]《辽史》，卷13，第148页。
［30］ [645]《辽史》，卷13，第149—150页。
［31］ [645]《辽史》，卷14，第157页。
［32］ [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页；[645]《辽史》，卷37，第441页。
［33］ 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是这些铸币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见[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1页。
［34］ [645]《辽史》，卷60，第931页；[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81—187页；[864]《中国货币史》，第370—372页。
［35］ [645]《辽史》，卷60，第931页。
［36］ [645]《辽史》，卷21，第254页。
［37］ [645]《辽史》，卷60，第931页；卷22，第270页。
［38］ 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38页。
［39］ 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8—10页；[768]李涵、沈学明：《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40］ 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443—456页。
［41］ [645]《辽史》，卷14，第163页；卷16，第184、185、188页。祖庙于1019年为景宗、1020年为太祖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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