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发来企图解救东路金兵的后备部队，这支部队原是金朝驻扎于陕西以捍卫与西夏的边境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成吉思汗的战略才能。不过从表面上看，1211年这次战役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连串以试探为目的的突袭和以掠夺村庄为目的的远征。在冬季，蒙古人撤回了他们的军队，从而给了金朝一个重新组织北方和西北防御力量的机会。
1212年秋季，蒙古人再次发动进攻。翌年春，他们再次通过了居庸关，这一次他们甚至更加向南，直深入到中国北部，蹂躏了河北、山东和山西的部分地区，夺下了几个城镇。在1213年到1214年间那个冬季，蒙古人有效地实行了对中都的封锁。
所有这一切都正好发生于金廷本身陷入混乱无序状态的时候。1213年八月，当那个连自己的即位是否合法还是个疑问的卫绍王正在为他的国家的防御能力深感忧虑之时，却死于一场宫廷政变。这场政变的头目是一个女真贵族、来自纥石烈部的胡沙虎，他曾在西京（山西大同）任右副元帅，蒙古人来时却弃城逃走。胡沙虎拥立章宗的哥哥吾都补（1163—1223年）为帝，后者庙号宣宗（1214—1223年在位）。胡沙虎废掉卫绍王并拥立一个他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的皇帝上台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他惟恐自己会因丢失了战略要地而失宠和遭到惩罚。
这些事件都恰恰发生在蒙古军队向中都进军的时候，他们的骑兵分队已经袭击了河北、山东和山西的北部。然而，除了金朝宫廷内部的纷争之外，造成金兵决定性失败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国北方因持续干旱而引起的大面积饥荒，这也使女真这部战争机器的后勤部分受损。在做最后挣扎的时刻，政府曾经力图化解民族之间一切现存的差异，以此来鼓励各种群体的人民一致起来抵抗蒙古人，文武官职都向契丹人和汉人开放了，再没有了以前的各种限制。
1214年春天，金廷遣使向蒙古人求和，并将卫绍王的一个女儿送给成吉思汗为妻。蒙古人从中都撤兵，但北方的政局却仍是动荡不定的，于是，宣宗决定迁都到南京（开封），这里不仅位于中国农业最发达平原的中心，而且北部可以用黄河作为防线。成吉思汗却将这次迁都说成是金朝为恢复战争所做的准备，因此决定再次向中都进军。1215年5月31日，中都城被蒙古人以及归附于他们的原金朝臣民如契丹人、汉人等团团包围。迄至当时为止，这个首都是蒙古人在东亚所征服的人口最多、最重要的城市。
大约与此同时，金和西夏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已经紧张了多年之后终于崩溃。1214年以后的10年，是以时断时续的战争和紧张的对峙为特征的时期。金与西夏以前的友好关系被这一可悲的阶段所代替，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两国宫廷内的互相倾轧和权力斗争，并逐渐损害了他们反击蒙古人的能力。
山东的造反
中都，作为金朝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它的悲惨陷落，是与这个国家在其他方面所遭受的严重挫折并行的。
1214年，金要宋提前一年支付1208年和议所规定的岁币，以弥补过去的损失，却遭到宋的断然拒绝，因而加剧了本已摇摇欲堕的金朝的财政危机。这又与山东地区所爆发的诸多造反事件遥相呼应。山东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地方，纵观历史，它从来都是社会反抗和宗教叛乱的温床（见地图20）。
第一个起来造反的是杨安国，他出身于山东东部一个以杨姓为主要居民的富裕村庄，以制靴和制作其他皮货为业，这个职业使杨安国获得了一个绰号叫“杨鞍儿”。杨是一个强健而又残忍的男人，是村里的头领，并且早在1206—1208年交战期间，他就已经聚众起兵来反抗金朝的统治。战争结束后，杨安国重又降金，金政府给与他较低的州刺史和防御使官职。当1213年到1214年间蒙古人的进攻瓦解了金朝的权力机构的时候，杨安国再次揭起了叛旗，开始在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些县城进行掳掠。1214年夏天，他竟然在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今蓬莱）自立为帝，建元天顺。这对于金朝的统治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尽管北方还承受着蒙古人的沉重压力，金廷还是派遣了一支由仆散安贞率领的军队去攻打他，结果是这支金兵获胜，1214年秋末，杨安国的军事据点被纷纷攻陷，杨企图乘舟逃走未果，金兵将其俘获，并于翌年年初将他无缘无故杀死，而他的“帝国”又延续了几乎不到三个月。
杨安国并不是山东惟一的造反者。在山东中部地区，还有不
止两支独立的叛军，在1215年仆散安贞那次惩罚性的军事行动中他们也遭到了镇压。但是在山东各地，仍然到处有造反的武装在坚持，杨安国原来的副手以及其他造反者在半岛上那些难以登攀的山区继续开展着游击战。1215年前后，这些起事者的头领们选用红布来制作服装，从那以后就被称为红袄军。红在中国往往是一种吉祥的颜色，象征着幸运与希望。不过，他们之选择红色，无论从哪种可能性上说，都与这些起事者对故宋的感情毫不相干（红是宋朝的代表颜色，与五行中的火相对应），也不能归因于任何宗教或宗派对于各色造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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