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的诱导；山东所有的这些企图动摇金朝统治的起事者头领，其动机和目的似乎都是纯粹利己的、现实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自立为王，使自己成为一个地方政权的中心。
当1127年黄河又一次暴发的洪水阻挡了金朝在山东用兵之际，宋朝政府却打算利用红祆军为自己渔利，他们向造反的首领封赐官衔，应允给与他们物质援助。这些首领中有一个就是李全，这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体格强悍、性格残忍著称，曾与杨安国联姻而成为亲戚，或是他的妹夫，或是他的女婿。1218年宋朝封李全为京东路总管，但事实上他或多或少保持了独立，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的领地实行管辖。到1219年，对于山东东部李全所横行的地区，金朝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李全对宋的归附，无论怎么说都只是一种形式。而且并没能持续多久。从1225年起，鉴于蒙古军队向山东的进逼，李全终于意识到他还有向侵略者投降的一条路。1227年，他正式宣布归附蒙古，从此便反转来对付他原来的保护者宋朝。1230年，他甚至率兵侵入宋朝领土，向长江边上的扬州发动袭击，但这次军事行动未能取得成功，李全也于1231年2月18日被杀。他的死标志着红袄军的覆灭。1231年他的养子李璮（马可·波罗所称的“Liitan sangon”）承袭了他的官职，继续着由他父亲开始的督军生涯李璮像李全一样叛服无常：1262年他又妄图把山东进献给宋，结果被忽必烈汗处死。［11］
在后来的中国传统史书中和在现代，红袄“运动”经常被贴上民族主义乃至爱国主义的标签，被当作是下层阶级排外感情的具体体现。但实际上，山东的这些暴动并不是被这种现代观念如民族主义等等所激发起来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些铤而走险者，妄图把自己与无论哪个强有力的政权结合在一块，从而提高他们自己的声望和获取更高的报酬。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中无论哪个都不可能坚持长期的抗金斗争，但时值乱世又继之以蒙古人的入侵，他们的反叛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便得以成功，使金朝残存东部地区摆脱了女真人的控制。
东北地区的失陷：耶律留哥与蒲鲜万奴
女真人的故乡东北，特别是相当繁荣的辽东地区，本来应该是金朝政权可以撤回的大后方，况且他们中有许多人还一直生活在那里。一位女真大臣也确实对宣宗进行过这样的劝谏，他劝宣宗从中都（北京）撤回东京（辽阳），而不是迁到开封去。可是，当蒙古人于1211年发动进攻的时候，金朝虽然还能严密控制住辽东地区，却已经将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中部丢失了，丢失起因于耶律留哥的叛乱。留哥是辽宗室的后裔，他像许多契丹的造反者一样，胸怀摆脱女真统治谋求独立的希望。他带领他的追随者，主要是契丹的骑兵和战士，在1212年宣称臣服于成吉思汗，然后便迅速取得了对东北地区中部和北部的控制。到1213年，他甚至被允许自称辽王，1214年金廷出兵前去对他进行镇压，但失败了。
留哥的傀儡政权一直到1233年才被蒙古所灭。应该对金廷镇压耶律留哥那场战争的失利负责的将领，是万奴，女真蒲鲜部落人。被契丹的反叛武装打败之后，万奴便率领军队撤到东北西南部的东京一带。如同其他人一样，他明白金朝的末日已近，因此竭力想从这个一度强大的帝国的废墟上，为自己开辟一块地盘出来。
1215年春，万奴也叛金独立，自称天王，国号大真。像几乎所有此前中国的国号一样，它并非出自于地名（金本身也是如此，虽然金这个字是五行之一，所以可能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在道教的著作中，“大真”是对“金”的一个高度文学化的表述。不过，这个国号主要的意义还在于，万奴认为自己是金朝衣钵的真正继承者，为强调这一点，他还采用了金的宗室姓氏——完颜。国号中的道教含义，以及万奴政权种种其他特征都是受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汉人王浍影响的结果。王浍祖籍为今天的沈阳，是个算命专家，注释过《易经》，同时还是个道教信徒。虽然他过着隐居生活，但他的足智多谋早已声名远扬，因为远在1190年之前，金廷就曾要召见而被他所拒绝，1215年当宣宗又召请他并以高官相诱时，再次被他拒绝。可是，他却成了万奴的主要谋士，而且一直为万奴出谋划策，直到九十多岁。
万奴看到，东北地区中部那些平原地区都已被与蒙古联盟的耶律留哥牢牢控制着，他毫无重获的机会，便转而向东部并且向北部求发展。他的疆域位于东北地区东部的山林地带，处于松花江的前上京地区也在其间，因而万奴的疆域与高丽接壤，他肯定很想朝这个方向扩展他的势力，但他对高丽的侵略并没有取得稳固的成果。大真国存在了大约18年，直到1233年蒙古人征讨高丽时，才一举将它灭掉，万奴也被蒙古人所俘。万奴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堪与山东的反叛者李全相比：二人都在远离金朝中心的边境地区自立为王，都曾想在蒙古人进兵之时乘机独立，但时而又在名义上与蒙古人联在一起。
东北的丢失，先弃与留哥，次丢给万奴，最后又陷于蒙古，是对金朝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对于仍然留在中国本土的国家来说，这割断了他们与那些饲养牛马的主要地区的联系，同时也割断了他们与真正可以依赖的纯粹的女真人的联系。而像1215年的那种情况，金丢掉的不仅有河北北部那些盛产粮食的地区，还丢掉了他们的骑兵所赖以获得大量马匹之地。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遭受了这些可怕的、毁灭性的打击，金朝却还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了好几年。其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从1219年起，成吉思汗兵锋所向，是向西去攻打西亚；另一个原因则很可能是出于对蒙古人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忠于金的女真人与汉人团结在了一起。
［1］ 与蒙古的这个协约不见于《金史》，但见于[597]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2，第99—100页；[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第591页。
［2］ [485]田村实造：《蒙古族起源的传说和蒙古人迁徙的有关问题》，第12页。
［3］ [597]《大金国志》，卷13，第103页。
［4］ [418]米歇尔·C.罗杰斯：《淝水之战（公元383年）的神话》。
［5］ [845]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
［6］ [646]《金史》，卷8，第204页。
［7］ [506]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第565—592页，详述了12世纪和13世纪初叶黄河决口的情况。
［8］ 关于1206年之战的深入研究，见[174]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亦见[138]傅海波：《南宋战争史研究与资料》。
［9］ [48]陈学霖在《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年）的讨论》一书中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10］ [653]宋濂等撰的《元史》收有关于此事的译文，见卷1，第15页。并见本书第4章。
［11］ 关于杨安国的红袄军，参见[646]《金史》，卷102，第2243—2245页；[21]弗郎索瓦兹·奥班：《13世纪初叶的北中国：困难境况下中原统治的重建》。关于李全，参见[644]《宋史》，卷476、477；奥班写的李全传，收入[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542—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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