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尼古拉·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第34—36页。
［16］ 《元史》，卷2，第36页。
［17］ 早期蒙古财政制度的最全面记载保存在[599]《黑鞑事略》，13a—b。该书由彭大雅、徐霆撰写，两人都是宋朝的使者，于1234—1236年游历过中国北部。对该书的翻译与相关部分的研究见[442]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第312—318页。
［18］ [599]《黑鞑事略》，10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133页。
［19］ [599]《黑鞑事略》，15a—b；[144]海涅什编译本，第152页。
［20］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65—166、170—177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09—210、213—215页。
［21］ [653]《元史》，卷2，第35页；卷95，第2414页。
［22］ 关于这个时期儒生的处境，见[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23］ [653]《元史》，卷2，第36页；[601]《圣武亲征录校注》，106b。
［24］ [653]《元史》，卷2，第37页。
［25］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北部状况的简要叙述，见[609]姚燧：《牧庵集》，卷15，4a。
［26］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56—157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198—199页。
［27］ [35]见波义耳：《窝阔台汗的葬地》。
［28］ 这个原则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并不适用。因为他的正妻孛儿帖，有可能即位的诸子的母亲，已在他以前死亡。而且，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疾病时间短暂，他的次妻中没有人有机会在宫廷中建立自己的权势。
［29］ 很可能她的实际称号不是“六皇后”而是“大皇后”，即她的蒙古称号也可合敦（Yeke Khatun）的直译。显而易见，这一错误是13世纪时在汉人作者中产生的，因为“六”和“大”在字型上是相似的。见[397]罗依果：《论脱列哥那1240年的旨令》，第42—43页。
［30］ [653]《元史》，卷2，第38页。
［31］ [445]M.A.塞非迪尼：《具有大蒙古国别乞铭文的钱币》。
［32］ 关于草原民族中继承斗争的性质，见[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
［33］ [404]《史集》，第1卷，第445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页。
［34］ [76]《秘史》，第275—276节（第215—217页）。
［35］ [404]《史集》，第1卷，第523—52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页。
［36］ [467]R.A.斯克尔顿译：《芬兰地图及其与鞑靼的关系》，第84页。
［37］ [87]道森：《出使蒙古记》，第25页。
［38］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09页；[18]波义耳译本，第254—255页。
［39］ [610]程钜夫：《雪楼集》，卷25，17b。
［40］ [87]《出使蒙古记》，第66—67页。关于他的阿塔必称号，见[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3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59页。
［41］ [653]《元史》，卷122，第3012页；[609]姚燧：《牧庵集》，卷19，10b—11a。
［42］ 关于这次登记的详情和史料，见[8]托马斯·J.爱尔森：《1245—1275年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6—38页。
［43］ [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51，20b—21a，叙述了1247—1249年之间几次这样的突发事变。
［44］ [404]《史集》，第1卷，第57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8页。
［45］ [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83—85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603—604页。
［46］ [653]《元史》，卷2，第39页。袁桷也注意到了贵由计划对拔都的进攻见[611]《清容居士集》，卷34，24b—25a。
［47］ 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6页，关于“勇士”的详述。
［48］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7—218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3页。
［49］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9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4—265页。译文引自波义耳书。[译者按：此处译文引自中译本上册，第310页]。
［50］ [638]《大元马政记》，29b—30a有关译文见[33]鲍登和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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