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冲之还作《安边论》，主张进行屯田，发展农业、养殖业。建武年间(494～498)，明帝(萧鸾)让祖冲之到各地考察，打算搞些大的有利于老百姓的工程，赶上连年战争，这事也没施行。
祖冲之精通乐器音律，做博塞游戏当时数他独绝，没有对手。有感于诸葛亮造过木牛流马，祖冲之也造了部机器，不需利用风或水，只要一开机关就自行运动，不要人力。又造千里船，在新亭江上试航，一天能行百余里。在乐游苑里造了座水碓磨，世祖曾亲往观看。尤其善于计算。永元二年(500)，祖冲之去世，其时七十二岁。著作有《〈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注》及《缀述》数十篇。
本史作者认为：文章，是人们情性的表现，精神的奏鸣。通过心灵来融铸思想感情，挥笔落纸便可见气韵天成。但都是从生命性灵出发，又受到兴趣爱好的影响，因而各人的感受不同，追求也就颇为纷杂。像子桓的品评人物，仲治的区别文体，陆机在《文赋》中的分辨，李充在《翰林》里的论说，张..摘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有自己的主张，都成为某种标准。做文南齐书章的情形，一般是从思想感情生发开来，和无限丰富的形象生动结合，从而变化无穷。都是使用同样的语言音韵，但说出来的话各不相同；大家面对同一外部世界，但形诸笔端就千差万别。作诗的原则，原是本诸风雅，但经发展变化，便形成各自的风格。像陈思《代马》诸章，王粲《飞鸾》各篇，作为四言诗，其美妙可谓超前绝后。少卿的离辞，最具五言诗的才骨，难与争雄。桂林、湘水，有(张)平子的华美篇章，飞馆玉池，有魏文(帝)的美丽文笔，作为七言诗，谁能超过他们呢？卿、云之作巨丽，那是正宗一流，张、左之作恢廓，那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了。显宗(汉明帝)之述傅毅，简文之叙彦伯，分字造句，很合颂体。裴颜内侍，元规凤池，是子章以来，章表的上乘之作。孙绰作的碑文，可以前追伯喈，谢庄作的诔，可以后起潘岳，颜延的《杨瓒》，自比于《马督》，不仅文多，而且得体。王褒的《僮约》，束皙的《发蒙》，虽属滑稽之流，也甚奇伟可观。五言诗体，在各种体裁中一枝独秀。一般的玩物，时间久了就不爱惜了，文章也是如此，最忌陈旧。如果不能变新出奇，就不能称雄一时。建安文体，《典论》对之有褒有贬；潘、陆齐名，但二人文体大不一样。江左的文风趣味，道家意味很浓厚，郭璞得其灵变，许询极有名理，仲长的玄气，也还不能尽除，谢混虽然情致新鲜，但名声不大。颜、谢并起，各有绝活儿，休、鲍后出，也都名噪一时。并驾齐驱，各具风格。当今文章，作者虽多，但总的说来，大约有三种风格：首先是情意闲适，文词华旷，虽然也有精致之处，但终究还是归于徐缓。适合于公宴之用，本非标准。然而陈慢迂缓，也是大病，可以吸收些典正工作，但实在不合实用。这种风格，是从灵运那里发展而成的。其次是排比事物，讲求对偶，虽然能看出识多见广，但这也造成约束。有的全借古语，以表达现在的感情，牵强曲折，简直像木偶说话，只能看到些事例，完全见不着情致。这类作品和傅咸的五经，应琚的指事等著作，虽不能说全似，可也相差不多。其三是作诗的发端开头出语惊挺，使用的音韵节奏险窄急促，形象刻画追求淫艳，务使读者炫心动魂。这种诗也像颜色中有红、紫，音乐中有“郑、卫之声”一样。这种风格是受了鲍照的影响。除了这三种风格，我还想说点别的：作诗为文，应当注重天机自然，同时要有史传之类文化内涵，并且要有感而发，不要先设框架，无病呻吟。语言表达以简洁明了为尚，行文遣辞最忌故弄华丽高深，要有和谐的音乐美，给人滋润婉切的艺术感受。也可以适当吸收民间歌谣，轻松明快，不雅不俗。这样也会造成独特的艺术效果。总之作诗为文，有如轮扁斫轮一样，其中妙道，一言难尽，作家和评论者们，很少有人能称得上成熟了的。这不仅是因为大家的认识不相同，作诗为文之道的复杂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清谈家的作风，往往是理胜其辞，若从这里出发要求文学，必然会对文学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能做到文理兼备的人是很少的。
赞语：要深切地感知人生，还要学习和体味文化精神，然后才能挥笔成文，于是文坛便如春园，万紫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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