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睡时，乘着日精进入了净妙的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半夜子时，剖开净妙的左腋而诞生，落地时走了七步，从此佛教就兴起来了。”此事出自《玄妙内篇》。佛经上说：“释迦成佛，便有无量无边之劫数。”此说出自《法华无量寿》，还有的说：“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此说出自《瑞应本起》。
本人认为：五帝、三皇，都曾拜师求教过，而国师道士，没有能超过老子、庄子的；儒林宗师，谁能比得了周公、孔子？若说孔子、老子不及佛祖，那么谁还能有这个资格？而且上引二经的意思，竟是如此吻合。道便是佛，佛也便是道。就其圣哲而言是一致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一个才华内蕴光照现实，一个发明灵性指示未来。道能够通达天下，因而无所不在；智可以遍及万物，因而无所不能。它们的途径不同，因而它们的方法也有一定分别。各自都要实现自己的本质，各自的表现也互不一样。因此端委缙绅，乃是华族的仪容，剪发敞怀，则是夷人的服饰。抱拳折腰，在内地表示恭敬；狐蹲狗踞，在外地表示庄重。棺木郭殡葬，这是中国人的丧礼制度，火烧水沉，那是西戎传统风俗。教人形体健全遵守礼节，历来都被接受赞美，而教人毁坏容貌扭曲性情，总会被人深恶痛绝。这岂止是人类的共同态度，连生物界也是如此，鸟中王兽中长，一般也就是它们的“佛”了，大千世界，圣人总是在不断产生的。一个宣扬五典，一个传播三乘，这恰似鸟王的鸣啼、兽长的吼叫。也如同教导华人便用华人的文字，改化夷人就要用夷人的语言。虽然说车和船都是交通工具，但有水路陆路的条件制约。佛和道都要达成教化，但有夷人和夏族的对象区别。如果说目标相同就可以互换方式，那么不就可以说马车可以在河流上行走，船只可以在陆地上航行么？现在有人要用华夏族的性情去效仿西戎人的规矩，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子儿子，上废祖宗父母。于是这些人从对华夏礼制的否定中，满足个人的嗜欲；又拿着西戎的规矩来排斥华夏的孝敬要求。他们实际上已经悖礼犯顺了，还没有人能察觉。如此流宕忘返，时间长了谁还能知道华夏的本性？而且物理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含道；事象之所以可践，就在于它近俗。如果舍弃华夏而效法夷狄，那么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呢？如果说是道，则道本来就是一致的。如果说是俗，则俗早已面目全非了。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沙门和道士刻舟守株，呆板不化，互相争论大小，攻击伤害。有的把道一分为二，有的将俗混为一谈。这无异于生硬地把不同的说成相同，把相同的割裂离异。这正是分歧的原因，南齐书混乱的根本。其实圣道虽同，途径却不一样，都是一起始于无端，终了于无末。涅..船和仙化，都是一种手段。佛家号称正真，道家则号称正一。都是在说无死无生，从表述上看是不一样，但其实质没有二致。但无生的问题与人关系远，无死的问题却是关系至切。关系至切的说教可以改变人们的谦弱，而渺远的说教则可以退抑人们的夸强。佛教有文理但太博泛，道教较质朴但很精炼。精炼便不是粗人所能搞通的，而博泛又不是精人所能接受的。佛家的话华丽而有煽动性，道家的话质实而有收缩性。有收缩性则明悟之人能够独进，有煽动性则愚昧之人竞相近前。佛经繁琐但平易，道经简要但含蓄。含蓄则难窥奥妙，平易则易于推行。这便是二教的主要区别。
圣哲之人虽然无心于门户，但各人有各人的体系，既然不同形体的东西有不同的功用，那么也就应当根据不同对象强行教化。佛教重在破除恶，道教重在发扬善。发扬善就要崇尚自然，破除恶就得强调勇猛。佛家的施为光明广大，面向大众比较适合；道家的施为细密精微，针对个人比较便利。二教的优劣不同，大抵如此。
至于外族异域的各种仪式，叽哩咕噜的不同争辩，都和他们的习俗有关，像鸟语虫叫一般，由他们自己去听去解好了，用不着我们来述说和效仿。
顾欢虽然说二教精神一致，但他心里还是倾向道教的。宋朝的司徒袁粲曾讠乇名道人通公批驳顾欢，顾欢也作了反驳(其文略)。
明僧绍在《正二教论》中认为：“佛教旨在弄明始归，道教旨在保全生存，吝惜生存就容易走向片面，而弄明始归就容易走向圆通。如今道家称说长生不死，升天成仙之类，是和老子、庄子的本意大相径庭的。”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都信奉佛教。吴兴孟景翼是个道士，文惠太子把他召到玄圃园来，在众僧大会的时候，萧子良让孟景翼礼拜佛家，孟景翼不肯，萧子良便送他一部《十地经》，孟景翼编撰了《正一论》(大义略)拿来给太子仆周閧，周閧便和他辩难起来(文略)，他们你来我往的文章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记录了。
顾欢不大善于口辩，但善于笔写。他著作了《三名论》，很见功力，属于钟会《四本》那一派的。顾欢又注释王弼《易》中的二《系》，得到学者们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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