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此外还有一个人，这人便是陈仲甫，他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也是在改革时期的重要脚色。但是仲甫的行为不大检点，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报上时常揭发，载陈老二抓伤妓女等事，这在高调进德会的蔡孑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二〇年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呐喊》在一九二二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板，这已经在他说话的三年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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