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写了一篇《司徒乔所作画展览会的小引》在报上发表了，其词曰：
“司徒君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性喜作画，据他的朋友说，他作画比吃饭还要紧。他自己说，他所以这样的画，自有他不得不画的苦衷，这便因为他不能闭着眼睛走路。我们在路上看见了什么，回来就想对朋友说说，他也就忍不住要把它画出来。我是全然不懂画的，但他作画的这动机我觉得还能了解，因为这与我们写文章是一致的。司徒君画里的人物大抵是些乞丐，驴夫和老头子，这是因为他眼中的北京是这样，虽然北京此外或者还有别的好东西，大家以为好的物与人。有一天，我到他宿舍里去，看见他正在作画，大乞丐小乞丐并排着坐在他的床沿上，——大的是瞎了眼的，但听见了声音，赶紧站了起来。我真感觉不安，扰乱了他们正经工作。我又见到一张画好了的老头儿的头部，据说也是一个什么胡同的老乞丐，在他的皱纹和须发里真仿佛藏着四千年的苦辛的历史。我是美术的门外汉，不知道司徒君的画的好坏，只觉得他这种作画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现在他将于某日在帝王庙展览他的绘画，我很愿意写几句话做个介绍，至于艺术上的成就如何，届时自有识者的批判，恕我不能赞一辞了。”
那时他的宿舍也就是在盔甲厂附近的一间简陋的民房，后来在西郊建起新的斋舍，十分整齐考究，可是没有那一种自由，他也没有在那里念书了。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他外游归来，回到北京来看我，给我用炭画素描画了一幅小像，作我五十岁的纪念，这幅画至今保存，挂在旧苦雨斋的西墙上，我在燕大教书十年，得到这一幅画作纪念，这实在是十分可喜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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