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敌对。诸君及吾人建设大东亚之理想，系一种崭新之思想，亦即青年之思想，欲将东亚古老之传统以新面目出现于今日历史之中，确乎只有精神肉体两俱沉浸于今日历史中之青年创造意志，方能完成其困难工作。坦直言之，余年已五十，然而历史巨浪之大东亚战争，与夫大东亚建设之思想，已使余返老还童矣。况诸君较余年轻，故余确信以诸君之愤怒，必将向彼嘲弄青年思想之老成精神予以轰炸，进击。”又云：
“诸君之文学活动沿着新中国创造之线，然彼老大家则毫不考虑今日之中国呼吸于如何历史之中，被置于如何世界情势之下，唯其独自随意的魅力丰富的表现，暗嗤诸君，而于新中国之创造不作如何的努力。彼已为诸君与吾人前进之障碍，积极的妨害者，彼为在全东亚非破坏不可之妥协的偶像，彼不过为古的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与第一次文学革命所获得的西洋文学的精神之间的怪奇的混血儿而已。”
这个片冈铁兵是什么人呢？他本来是左派作家，后来与林房雄都“转向”了，——一九三四年夏天我同徐耀辰君暑假时往东京，藤森成吉招待我们，见到秋田雨雀，神近市子，渡边顺三诸人，只有林房雄没有到，打电话来说明天要进监狱去，所以不能来了，可见转向还在这以后。转向的人比平常人更为可怕，文人也不例外，后来林房雄派到华北来当什么文化使节，便是来搞些特务工作，用喝酒挟妓的手段拉拢些人，想弄什么华北特殊文化，但是没有成功，住了半年便回去了。且说片冈虽是要扫荡老作家，但是没有说出姓名，胡兰成第一个说明就是指我，为得查问清楚起见，乃写信给文学报国会的总务局长久米正雄，要求说明，过了好久乃由片冈覆信承认，并言明所以主张要扫荡的理由。原文很长，今只节录第三段于下：
“请你想起在改造社《文艺》杂志所登载的大作《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之一节，原文云，他们要求生存，他们生存的道德不想损人以利己，可是也不能圣人那样损己以利人云云。这样说起，讲到乱的那一节话，当时鄙人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发表那篇演说，即有此文在鄙人胸中。只以此奉告，该文作者的先生当能立即觉到鄙人以何者为问题，为何者所戟刺矣。读了《中国的思想》全文，熟读上述之一节，假如不曾感觉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演的脚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而已。鄙人感到，不应阻害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因此在去年九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二分组会议席上，作那样的演说。假如中国人虽赞成大东亚之解放，而不愿生存上之欲望被阻害，即中国人不分担任何苦痛，以为即协力于大东亚战争，使此种思想成为一般的意思，则在此战争上中国之立场将何如乎。为中国人民所仰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响力为何如，鄙人念及为之栗然。不赌个人的生存之战争可能有乎？不牺牲个人之欲望而愿赢得战争既不可能，然则先生此文无非将使拒否大东亚战争，或至少亦欲对于此战争出于旁观地位之一部分中国人之态度予以传统道德之基础，而使之正当化耳。文章之批评不可为文章之表面所眩惑，虽是平稳的言词，而在其底下流动之物必可感知其出于平稳之上，此虽是甚失礼的说法，对于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勿予以过低的估价可也。”
这个题目的文章，写的非常的长了，内容也很无聊，所以应当适可而止了。但是事情虽是无聊，对于我却是很严重的，试想潜伏和平地区（即是沦陷区），在那里蠢动的残余敌人，那么这样的人该当何罪呢？连东京的文人都知道了，难道在北京的宪兵还不知道，怕不捉将官里去，弄到了失了踪。实在他们是这样想的，当日本投降的时候，原特务机关的头子森冈皋中将做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的理事长，我当着副理事长，一天会议遣散所员的事，他看见我笑嘻嘻的问道：“周先生，没有接到新的任命么？”我也笑答道：“还没有哩。”可是他们不曾动手扫荡，这在我不能不说是万分的侥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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