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而非“上下五千年”久远之“远”。推孔子之意，若曰：“当今天下各国，国语虽不同，然书还是同文。倘使吾人言之无文，只可限于方隅之流传，而传之远处，则不行矣。”所谓“言之有文”者，即阮元所谓“寡其词，协其音……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之言也。时春秋百二十国，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所占国籍不少，当日国语既未统一，如使人人各操国语着书，则鲁人着书，齐人读之不解。观于《公羊》、《谷梁》，已多齐语、鲁语之分。更何论南蛮舌如所称吴楚诸国。此孔子于《易》，所以着文言之篇而昭弟子之法式者欤？盖自孔子作文言，而后中国文学之规模具也。（戊）编总集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厥为诗之第一部总集。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厥为文之第一部总集。则是总集之编，导源《诗》、《书》，而出于孔子者也。惟《诗》者风、雅、颂以类分，而《书》则虞、夏、商、周以代次。则是《诗》者，开后世总集类编之先河，而《书》则为后世总集代次之权舆也。子以四教，而文居首。及游夏并称文学之彦，而子夏发明章句。懿欤休哉，此所以为六艺之宗，称百世之师欤。
凡经之《易》、《诗》、《礼》、《春秋》，传之《左》、《公》、《谷》，子之《墨》、《老》、《孙》、《吴》、《孟》、《荀》以及《公孙龙》、《韩非》之属，集之楚词，莫匪戛戛独造，自出机杼。是上古之世，文学主创作，而中古以后，则摹仿者为多。《史记·律书》仿《周易·序卦》，司马相如《大人赋》仿屈原《远游》，扬雄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谏不许单于朝》摹《国策·信陵君谏伐韩》，《甘泉赋》摹司马相如《大人赋》，几于无篇不摹，而班固《汉书·地理志》仿《禹贡》，陆机《辨亡论》、干宝《晋纪·总论》仿贾生《过秦论》，如此之类，不可悉数。
章学诚曰：“西汉文章渐富，为着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诸子衰而文集之体盛。”吾则谓文集兴而“文”、“学”之途分。何也？韩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秦丞相李斯请悉烧所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而以“文学”二字，冠诗书、百家语之上。太史公自序其书，举凡一切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皆称之为文学。盖两汉以前，文与学不分。至两汉之后，文与学始分。六艺各有专师而别为经学。诸子流派益歧，而蔚为子部。史有马、班，而史学立。文章流别分于诸子，而集部兴。经、史、子、集，四部别居，而文之一名，遂与集部连称而为所专有。
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于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则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盖北人擅言事之散文，而南人工抒情之韵语也。然战国以前，如经之《易》、《书》、《礼》、《春秋》，传之《左》、《公》、《谷》，子之《老》、《庄》、老子，楚苦县人，苦县即令河南鹿邑县。庄子，蒙人，蒙县在今河南商丘县之东北。本柳诒徵说。《孟》、《荀》等，其体则散文也，其用则叙述也，议论也，皆北方文学也。独《诗》三百篇，楚辞三十余篇，为言情之韵文耳。楚辞之为南方文学，固也。考《诗》之所自作，《吕氏春秋》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子乃作歌曰：‘侯人子猗。’实始作为南风。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而郑樵为之说曰：“周为河洛，召为岐雍，河洛之南濒江，岐雍之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诗人墨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然则《诗三百》之始自南音，有明证矣。战国以前，所谓言情之韵文，可考见者，惟此与楚骚耳。未能与散文中分天下也。是为北方文学全盛时代。汉兴，而南人如枚叔、刘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寖与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辈抗颜行。而司马迁撰《史记》，以史笔抒骚情，班固作《两都赋》，以赋体罗史实，且融裁南方文学以为北方文学矣。此实南方文学消长之一大枢机也。爰逮晋之东也，篇制溺乎玄风，嗤笑殉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颜谢腾声，骖以鲍照，尤足启后代之津途。自汉以来，模山范水之文，篇不数语，而谢灵运兴会标举，重章累什，陶写流峙之形，后之言山水也，此其祖矣。晋之陆云，对偶已繁，而用事之密，雕镂之巧，始颜延之，齐梁声病之体，后此对偶之习，是其源矣。然较其工拙，延之雕镂，不及灵运之清新，亦逊鲍照之廉俊。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之终身病之。照以俊逸之笔，写豪壮之情，发唱惊挺，操调险急，史称其文甚遒丽，信然。然其所短，颇喜巧琢，与延之同病，至其笔力矫健，则远过之，与谢并称，允符二妙。然国风好色不淫，楚词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兴，义同《诗》、《骚》，虽男女欢娱幽怨之作，未极淫放，至鲍照雕藻淫艳，倾侧宫体，作俑于前。永明、天监之际，颜谢寖微而鲍体盛行，事极徐庾，红紫之文，遂以不反。既而徐陵通聘，庾信北陷，北人承其流化，“矜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玄之状。世俗以此相尚，朝廷据此擢士”。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尝慨乎言之。厥为南方文学全盛时代。物极则反。《唐书·韩愈传》载：“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相偶对，而经诰之旨，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后学之士，取为师法。”论者谓“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唾弃南方文学，中兴北方文学耳。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江左擅绮丽纤靡之文，自古然矣。顾有不可论于三国者，魏武帝崛起称伯，开基青豫，以文武姿，掞藻扬葩，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子桓、子建，兄弟竞爽，亦擅词采，然华而不实，上有好者，下必殆甚。陈琳、阮瑀以符檄擅声，王粲、徐干以词赋标美，刘桢情高以全采，应玚学优以得文，皆一时之秀。已萌晋世清谈之习，开江左六朝绮丽之风矣。夫江左六朝，建国金陵，阻长江为天堑，与北方抗衡，其端实自孙氏启之。孙权称制江东，号吴大帝，然文笔雅健，不为绮丽，《与诸将令》、《责诸葛瑾诏》，卓荦有西京之风焉。虞翻谏猎之书，简而能要。骆统《理张温表》，语亦详畅。而诸葛恪救国之论，慨当以慷，尤吴人文之可诵者。吴之末造，韦曜《博弈论》、华核《请救蜀表》渐近偶俪，然质而不俚，以视魏武父子之风情隽上，词采秀拔，固有间矣。谁则谓南朝文士尽华靡者乎？至蜀为司马相如、扬雄词赋家产地，而陈寿称“诸葛亮文采不艳”，范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是南人之文质直，转不如北人之藻逸工言情矣，可谓变例也。
自魏文帝始集陈、徐、应、刘之文，自是以后，渐有总集，传于今者，《文选》最古矣。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不同篇翰”，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盖必文而后选，非文则不选也。六朝之人，多以“文”、“笔”对举。《南史·颜延之传》：“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刘勰《文心雕龙》云：“无韵者笔，有韵者文。”或疑“文笔区分，《文选》所集，无韵者猥众。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近儒章炳麟氏之所为致诮于昭明者也。不知六朝人之所谓“有韵者文”之“韵”，乃以语章句中之韵，非如后世之指句末之韵脚也。六朝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皆有合乎宫羽。故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论曰：“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合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以中，转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其指实发于子夏《诗大序》，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主文而谲谏。”郑玄曰：“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宫商上下相应。“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此子夏直指诗之声音而谓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则《诗·关雎》“鸠”、“洲”、“逑”押脚有韵，而“女”字不韵，“得”、“服”、“侧”押脚有韵，而“哉”字不韵，此正子夏所谓“声成文之宫羽也”。此岂诗人暗与韵合，匪由思至哉。子夏此序，《文选》选之，亦以抑扬咏叹，其中有成文之音也。六朝人益衍畅其指而为韵之说。《南史·陆厥传》云：“王融、谢朓、沈约等文，将平、上、去、入四声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世呼为永明体。”所谓“平头”者，前句上二字与后句上二字同声，如古诗“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欢”同平声，“日”、“乐”同仄声，是“平头”也。又如古诗“朝云晦初景，丹池晚飞雪”，“朝云”、“丹池”同平声，是“平头”也。所谓“上尾”者，上句尾字与下句尾字俱用平声，虽韵异而声同，如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楼”、“齐”平声，是“上尾”也。所谓“蜂腰”者，每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如古诗“闻君爱我甘，窃欲自修饰”，“君”、“甘”皆平声，“欲”、“饰”皆入声，是“蜂腰”也。所谓“鹤膝”者，一句尾字与三句尾字同声，如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诗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来”、“思”皆平声，是“鹤膝”也。然则后世之所谓韵者，以句末之同为适而求其大齐，而六朝人之所谓韵者，则以句中之同为犯而求其不齐。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之骈文，亦只论句中之平仄，不谓韵脚也。而章氏乃谓“《文选》所集，无韵猥众”，特以其无句末之韵脚耳。安知六朝以前之所谓韵者，非此之谓哉。
唐之兴也，文章承江左遗风，陷于雕章绘句之敝。贞元、元和之际，韩愈、柳宗元出，倡为先秦之古文，一时才杰如李观、李翱、皇甫湜等应之，遂能破骈俪而为散体，洗涂泽而崇质素，上踵孟、荀、马、班，下启欧、苏、曾、王，盖古文之名始此。古文者，韩愈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其文章之变，即字句骈散不同，而骈散之不同，则诗文体制之各异也。文势贵奇，而诗体近偶。重骈之代，则散文亦写以诗体。重散之世，则诗歌亦同于散文。即如范晔生刘宋之时，增损东汉一代，成《后汉书》，自谓无惭良直，而编字不只，捶句必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冗沓，不知所裁。初唐袭南朝之余，《晋书》作者，并擅雕饰，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琢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着讥《史通》，非虐谑也。近世赵翼则谓：“以文为诗，自韩愈始。至苏轼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天生健笔一枝，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故曰：重骈之世，则散文亦写以诗体；重散之世，则诗歌亦同于散文也。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体物写志，铺采摛文，滥觞于诗人，而拓宇于文境者也。是以重骈之代，赋中诗体多于文体。重散之世，赋中文体多于诗体。试观徐庾诸赋，多类诗句，而王勃《春思赋》则直七字之长歌耳。此重骈之代，诗体多于文体也。若欧阳修之《秋声赋》，苏轼之前后《赤壁赋》，则又体势同于散文。盖宋袭韩柳之古文，而归于质，重散之世也。论古文之流别：韩愈以扬子云化《史记》，柳宗元以《老》、《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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