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合五言、七言而成。而张志和之《渔歌子》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则裁七言绝一字者也。至《忆秦娥》云：“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长短错落，亦裁之于七言或有余，或不足，皆以协和其调也。明杨慎云：“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七言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然则词不惟破绝，并破律为之矣。
词上承诗，下启曲，亦唐代一大创制也。蜀赵崇祚编有《花间集》十卷，其词自温庭筠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为后世倚声填词之祖。陆务观曰：“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至于宋以词为乐章，熙宁中，立大晟府，为雅乐寮，选用词人及音律家，日制新曲，谓之“大晟词”。于是小令、中调之外，又出长调，而其体大备。故词之有宋，犹诗之有唐。宋初沿《花间》旧腔，以清切婉丽为宗，至苏轼出，始脱音律之拘束，创为激越之声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高瞻远瞩，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表，或以其音律小不谐，自是横放杰出，曲子内缚不住者，比之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辛弃疾才气俊迈，好为豪壮语，即法苏轼，为南宋词家大宗。然姜夔、张炎仍以清切婉丽为主。故宋词分二派：一派词意蕴藉，沿《花间》之遗响，称曰南派，是为正宗。一派笔致奔放，脱音律之拘束，称曰北派，号为变格。遗集尤着者：南派有晏殊《珠玉词》一卷，晏几道《小山词》一卷，柳永《乐章集》一卷，张先《安陆集》一卷，欧阳修《六一词》一卷，秦观《淮海集》一卷，李清照《漱玉词》一卷（以上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吴文英《梦窗稿》四卷、《补遗》一卷，高观国《竹屋痴语》一卷，史达祖《梅溪词》一卷，王沂孙《碧山乐府》三卷，周密《草窗词》二卷。北派有苏轼《东坡词》一卷，黄庭坚《山谷词》一卷，辛弃疾《稼轩词》四卷，刘过《龙洲词》一卷，皆传诵人口者也。独周邦彦于南北宋为词家大宗，有《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所作皆精深华艳，而长调尤善铺叙，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如己出，实兼综南北之长焉。
宋词至苏轼而变《花间》之旧腔，宋诗至苏轼而胚江西之诗派。宋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亿、刘筠则又专宗李商隐，词取妍华，而倡所谓西昆体者。欧阳修、梅尧臣始变以平淡豪俊，而规模未大。及苏轼出，乃以旷世之逸气高情，出入韩白，驱驾万象，雄伟轶荡，故是宋诗人之魁也。其门下客有江西黄庭坚者，得其疏宕豪俊之致，而益出之以奇崛，语必惊人，字忌习见，搜罗奇书，穿穴异闻，得法杜甫而不为蹈袭，自成一家，锻炼勤苦，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世以其诗与苏轼相配，称曰苏黄，所谓江西诗派者宗之，是为宋诗一大变。而黄之所为不同于苏者，苏诗曲折汪洋，如长江千里。而山谷险峻奇崛，如太华三危。一深一阔，一难一易，故不同也。彭城陈师道者，亦游苏轼之门，喜为诗，自云学黄庭坚。然庭坚学杜，脱颖而出。师道学杜，沉思而入。宁拙勿巧，宁朴勿华，虽非正声，亦云高格。后来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遂以师道次庭坚之后，而并称开宗之祖焉。
夷考六朝之骈文，一变而为唐宋之散体古文，又一转而为宋元之语录及章回小说，文之破整为散则然也。唐之律绝，一变而为宋之词，又一转而为元之剧曲，诗之破整为散则然也。然则中古文学之由散而整者，近古文学则破整为散，其大较然矣。虽然，近古文学之破整为散，特为社会士夫言之耳，要非所论于朝廷功令。唐以诗赋取士，宋以经义取士，皆俪体也，遂为近代取士模楷。然则近古而后，社会士夫既厌俪体之极敝而救之以散行，而朝廷功令，方挽俪体之末运而欣之以禄利，而朝廷之禄利，不足以易士夫之好尚，此则不可不特笔也。
夷考明自洪武而还，运当开国，其文章多昌明博大之音。永、宣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杨士奇文章特优，一时制诰、碑版，出其手者为多。仁宗雅好欧阳修文，而士奇文得其仿佛，典则稳称，后来馆阁着作，沿为流派，所谓台阁体是也。庙堂之上，郁郁乎文。弘、正之间，茶陵李东阳出入元宋，溯流唐代，擅声馆阁，推一代文宗，而门下士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乃起而与之抗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曰：“古文之法亡于韩。”为文故作艰深，钩章棘句，至不可句读，持是以号于天下，而茶陵之光焰几烬。洎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东阳之传以相撑住。盖宋元以来，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奥衍。王、李之起，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极渐流于虚?，虚?之极，不得不返而求平实。一张一弛，两派迭为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然汉魏之声，由此高论于后世，而与韩欧争长。唐宋之文运，至此乃生一大变化矣。然较其得失：秦汉之文，玉璞金浑，风气未开。后世文明日进，理欲日显，故格变而平，事繁于昔，故语演而长，此亦天演自然之理。而何李以其偏戾之才，矫为聱牙诘屈，无其质而貌其形，为文弥古，于时弥戾。故何李之徒，卒为委罪之壑。至嘉靖之际，历城李攀龙、太仓王世贞踵兴，更衍何李之绪论，谓“文自西京，诗至天宝而下，俱无足观”。而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四海。独昆山归有光绍述欧曾，毅不为下，至诋世贞为妄庸巨子。自明之季，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之力也。虽然，有光之文，亦自有其别成一家而不与前人同者。盖有光以前，上而名公巨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闻隽语，刿心怵目，斯以厕文人学士之笔。至有光出而专致力于家常琐屑之描写。桐城方苞，谓“震川之文，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事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而姚鼐亦以为“归震川之文，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神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其尤恻恻动人者，如《先妣事略》、《归府君墓志铭》、《寒花葬志》、《项脊轩记》诸文，悼亡念存，极挚之情而写以极淡之笔，睹物怀人，户庭细碎，此意境人人所有，此笔妙人人所无。而所以成其为震川之文，开韩、柳、欧、苏未辟之境者也。
让清中叶，桐城姚鼐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方苞之门人刘大櫆，又以方氏续明之归氏而为《古文辞类篹》一书，直以归方续唐宋八家，刘氏嗣之，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此所谓桐城派者也。方是之时，吾家鲁思先生实亲受业于桐城刘氏之门，时时诵师说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二人者，遂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而学焉，于是阳湖古文之学特盛，谓之阳湖派。而阳湖之所以不同于桐城者，盖桐城之文从唐宋八家入，阳湖之文，从汉魏六朝入。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论，盛倡秦汉之偶俪，实唐宋散行之祖，乃辑《骈体文钞》以当桐城姚氏之《古文辞类篹》，而阳湖之文，乃别出于桐城以自张一军。顾其流所衍，比之桐城为狭。然桐城之说既盛，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为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于是仪征阮元倡为文言说，欲以俪体嬗斯文之统。江都汪中质有其文，熔裁六朝，导源班蔡，祛其缛藻，出以安雅，而仪征一派，又复异军突起以树一帜。道穷斯变，物极则反，理固然也。厥后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着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故所为文章，宏中肆外，无有桐城家言寒涩枯窘之病。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徒以一宗欧、归，而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愈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至欧阳修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桐城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势不能复自振起，此其失也。曾国藩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故能卓然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广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殆桐城刘氏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耶？
自明以来，言文学者，汉魏、唐宋，门户各张，一阖一辟，极纵横轶宕之观，而要其归，未能别出于汉魏、唐宋而成明之文学，清之文学也，徒为沿袭而已。清初诗家有声者，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旧，而曹溶诗名，亦与鼎孳相骖靳。大抵皆步武王、李也。明末公安袁宏道矫王、李之弊，倡以清真。竟陵钟惺复矫其弊，变为幽深孤峭，与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为《唐诗归》，又评隋以前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亦一时之盛也。新城王士祯肇开有清一代之诗学，枕葄唐音，独嗜神韵，含蓄不尽，意有余于诗，海内推为正宗。与秀水朱彝尊、宣城施闰章、海宁查慎行、莱阳宋琬所汇刻者，曰六家诗。彝尊学富才高，始则描摩初唐，继则滥泛北宋，与士祯齐名，时人称为“朱贪多，王爱好”。又有南施北宋之目，盖闰章以温柔敦厚胜，琬以雄健磊落胜也。当是时，商丘宋荦亦称诗宗，与士祯颉颃，而诗主条畅，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苏轼。游其门者，如邵山人长蘅等靡然从风，亦于士祯之外自树一宗，独王士祯名最高，然清诗之有王士祯，如文之有方苞也。清初诗人皆厌王李之肤廓，钟惺谭之纤仄，谈诗者颇尚宋、元，而宋诗之质直流，而为有韵之语录，元诗之缛艳化，而为对句之小词。王士祯崛起其间，独标神韵，所选古诗及《唐贤三昧集》，具见其诗眼所在。如《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而录王维独多，可以知其微旨，蔚然为一代风气所归。但士祯之诗，富神韵而馁气势，好修饰而略性情。汪琬戒人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而益都赵执信本娶士祯女甥，习闻士祯论诗，谓“当如云中之龙，时露一鳞一爪”，而执信作《谈龙录》纠之，谓“诗当指事切情，不宜作虚无缥缈语，使处处可移，人人可用”，论者以为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大抵士祯以神韵缥缈为宗，而风华富有，执信以思路巉深为主，而刻画入微。王之规模阔于赵，而流弊仍伤肤廓，赵之才力锐于王，而末派再病纤仄。两家并存，其得失适足相救也。执信既着《谈龙录》发难士祯，而山左之诗一变。钱唐厉鹗《樊榭山房诗》，精深峭洁，参会唐宋，于王士祯、朱彝尊外，又别树一帜，而两浙之诗一变。钱唐袁枚、铅山蒋士铨、阳湖赵翼并起，号江左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诗无不一变矣。然乾、嘉之际，海内诗人相望，其标宗旨，树坛坫，争雄于一时者，要推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王士祯之诗，既为人所不餍，于是袁枚倡性情以矫士祯之好修饰而涉于泛。翁方纲拈肌理以救士祯之言神韵而落于空。沈德潜论格调以药士祯之工咏叹而枵于响。袁枚论诗，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王士祯主修饰而略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此可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此袁枚论诗之旨也。翁方纲以学为诗者也。其论诗，谓：“士祯拈神韵二字，固为超妙，但其弊恐流为空调。”故特拈肌理二字，盖欲以实救虚也。所以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证，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澈洋溢于其中。王士祯之后，诗有翁方纲，犹桐城之后，文有曾湘乡乎？然言言征实，亦非诗家正轨，故其时大宗，不得不推沈德潜。德潜少从吴县叶燮受诗法，其论诗最崇格律。尝曰：“诗以声为用者，其微在抑扬抗坠之间。”此说本发之赵执信，谓“汉魏六朝至唐初诸大家，各成韵调，谈艺者多忽不讲，与古法戾”，乃为《声韵谱》以发其秘，亦犹曾湘乡论文从声音证入，以救桐城懦缓之失也。德潜又曰：“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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