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被人这么折磨过。只要电话铃一响，师思就说：“蓝方，沙莎找你。”她说话时连头都不抬，两只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桌面上摊开的那本与我们编的杂志属于同一类型，但比我们强大而且总想吃掉我们市场份额的杂志。在杂志社内部，这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对手被称作“猫头鹰”。
由于师思的炒作，全杂志社都知道我终于遇上好消息了。
我确实太需要有好消息了。为此，我一反常态，不停地看手表，并希望沙莎真的打电话给我。中午下班时，杂志社的女孩总是要提前到卫生间去，将自己脸上的五官重新修整一下。我趁办公室里无人，赶紧给沙莎办公室打电话。拨了三次都没有人接听。后来我才明白自己又钻进了牛角尖。这个时候哪个女孩还能容忍办公室里的刻板继续留在自己的脸上，就是男人也会屙泡尿照照自己。女孩们回来后，一个个光鲜照人。
我拿上那本“猫头鹰”，翻出封二的广告美人，声称她们一定是这广告美人的翻版。我的这话招来强烈的抗议。她们说自己哪怕是去学那些卡通人，也不会对“猫头鹰”上炒作的任何东西产生兴趣。我马上指出，一个月前，她们中的三个，就当着我的面，做“判断男人是否真爱自己的十个方法”的测试题。这个把戏就是由“猫头鹰”刊登出来的。由此，我很郑重地告诉主编，我们的杂志之所以在与“猫头鹰”的较量中，每一次总表现得像个老鼠，根本原因就是内部存在着汉姦。相同的测试题在我分配到杂志社的那一年，我们的杂志上就登载过。校样还是我看的。其中一条与“猫头鹰”津津乐道的一模一样，都是说如果在做爱时，男人还不时撩开女人的头发，看着女人的眼睛，就能断定男人对女人是爱，否则就只是性。在我进一步指出这一点时，女孩全都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和主编，自己笑自己的。
主编将我桌上的那本“猫头鹰”抓起来，扔到师思的脚下。他说：“我知道你们都看了。我也看了。但我用的是批判的眼光。告诉你们，我有信心让他们明年乖乖地交出五万个份额给我们！”女孩全都哇地叫起来。师思说：“头儿，你这么有把握，今天中午就别让我们吃工作餐！”主编的心情确实很好，一点也没有受外面肃杀的秋风影响，虽然说不上是春风得意，但离那境界也差不了多少。他爽快地答应下来，还将签单权交给了我后，又声明这种权利只是一次性的。他同时又限定只能在圣诞和丹朱两家酒店消费。
主编有事，只能陪我们喝三杯酒。我们赶紧下楼，电梯像公共汽车一样，一站一站地停靠。从十楼到二楼一层也没落下过。在九楼时，我看见沙莎站在电梯门处。在六楼时，电梯门外站着的是局长。可惜没人上得来。主编对局长连说了三声对不起。局长挺高兴地说，这么多漂亮女孩站在电梯里，看一眼不为少，看两眼不为多。
师思嚷着要去圣诞酒店，她在头里走。大家都紧紧跟着。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圣诞酒店只是空有一个洋名，我们这些人哪怕撑死了吃，一千元钱也能搞定。好不容易让主编放一回血，真放出来的却是一泡水。进了圣诞酒店，路过一个小包间时，师思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突然想起，一年前我曾请师思在这个小包间里，吃过一顿晚饭。当时，有个卖花的小女孩进来，几乎是耍着赖要我送一支玫瑰给师思。我只好花十元钱买了一支。师思接过去时，笑一笑便放在一边，临走时我们都忘了这支孤单躺在沙发上的花朵。师思回头看我的这一眼，让我感到她是在说那一年前就该说出的谢谢。
坐下后，主编看看手表，将陪我们喝三杯酒的指标减到两杯半。
师思又看了我一眼，这才转向主编说：“局长给我们下任务了，让去采访下岗职工。”主编说：“这圣诞酒店就是下岗职工开的。”我说：“局长的意思恐怕是指那些下岗后遇到困难的职工。”主编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昨天局里开会，还说各部门的工作都要以积极向上的格调作为主旋律。”师思说：“描写困难和艰难，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主编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别人的呼机响，他也要将自己腰上的那东西掏出来看一眼才放心。他告诉我们，“猫头鹰”之所以在同类刊物中老压我们一头，那就是他们决不往国家大事上靠。国家大事有各级的党报党刊去关心，我们这类刊物只需关注那些上了床、熄了灯，还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在想念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吃饭之前讨论的。它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弄得大家全无胃口，一种是大家像末日来临一样每个人都拼命地吃，然后急忙打包。好比前不久台北路上的一家公司倒闭，它的员工一个个全都斯文扫地，连用了三年的痰盂，都掖着裹着往家里拿。这事是沙莎给我讲的。她姐姐就在那家公司做文秘，平素见了客户，那语音比唱汉戏的名旦陈伯华在台上说的话还好听。公司倒闭时，她虽然只矜持了十几分钟，最后只来得及抢得五又三分之一瓶墨水，其代价是一只红色的卡丹奴皮包，连同皮包内的口红、话梅等，都被碳素墨水精制了一回。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主编立即正色地问我，是不是对杂志社的工作有了高见。我马上说明自己的笑与眼前的一切无关。大家听了我的解释后，除开师思不笑，别人都开心了十几秒。主编由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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