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小区中间的那条黄孝河路，是我同沙莎开始相交的地方。九四年夏天武汉出奇的热，五月初气温就到了三十几度。我来杂志社报到的那天，是连续第六个三十九度的日子。照武汉人的经验，只要气象台连续报三十九度，那一定是四十度以上了。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传说，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凡是气温超过四十，就得全体放假休息。因为不能这么放假，所以难得在天气预报中见到四十度，更别说四十一度了。九四年夏天的那个热，用师思家的那些老汉口的人的话来说：若没有四十一度，老子就是婊子养的！我是在沙莎手上报到的，是她将我领到杂志社，并对大家说，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我站在沙莎背后，不时望着那条深陷进肉里去的rǔ罩背带，并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轻微的狐臭。当时主编不在，还没调离杂志社的王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句：现在的媒体真不像话，明明气温到了四十度，却硬说只有三十九，长此下去，什么话都没人听了。然后她又对我说，这时候去乡下最好，乡下凉快。我手上还拎着充满学生宿舍气味的行李。沙莎问王婶知不知道我的住处分在哪里。王婶说这季节不要房子，睡马路也比屋里舒服。王婶不知道将如何安置我。那一年大学本科生还勉强可以称一称“人才”。主编来后，才明白地说这个问题先得自己克服一下。沙莎当即为我抱不平。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她就窥视着时机，想同我结婚。沙莎看我的眼光一直与众不同，这是杂志社内公认的。沙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她回来时又看了我一眼，说她帮我找了个住处。这个住处就是现在我同韩丁同住的那间房子。这房子本是两个局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我以前，我们局安排了一个单身女性去住。对方局却安排了韩丁。本以为男人会让女人，从而在事实上占领这房子的另一半，哪知韩丁用了师思未来嫂子对付她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局的那个女的。韩丁只是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不是我们局作了让步，而是那个女的一气之下，去了珠海。沙莎在对我讲叙这段往事，说那个女的现在是珠海一所别墅的主人。自从我有了安身之所，同沙莎就没再相交。再次见面已是一个月以后。那天我去汉口火车站附近，采访那一带的安居工程，中午返回时，实在受不了公共汽车上的酷热，便在花桥下了车。站在树荫下撩起衣襟拼命扇风时，我看见沙莎戴着一顶蝉翼一样的钢丝折叠帽，手臂上搭着防止紫外线的纱巾，骑着自行车，顺着黄孝河路，赶着去上班。我正在想要不要同她打招呼，不知为什么，传来一声巨大的炸响，脚下坚固的混凝土托着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马路上三个下水道的窨盖，拖着几道火光冲天而起。其中一只从空中落下直奔沙莎而来。见势不妙，我奔过去，将还在自行车上不知所措的沙莎，连人带车用力拽到一边。那磨盘一样的铁家伙砸在离我们只有两米远的地方，狰狞地裂为两半。远处的两个窨盖在马路上滚了一段后，躺倒下来，冒起一阵青烟。躶露出来的三个下水道洞口里，蹿出一丈多高的黑色烟柱。《武汉晚报》和《长江日报》隔天都对此事作了报导。它们提到黄孝河曾是武汉最著名的污水沟，并引用专家的意见，说是这条被管束的污水沟里的大量沼气在少见的高温下，自燃爆炸。望着那股黑烟，我搂着惊魂未定的沙莎，站在马路边。纵然是第一次这么親近一个年轻女人，无论当时还是过后，除了汗水的滑腻与滚烫，再也没有其它感觉。如果这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城市里，它一定是浪漫故事的美妙序曲。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报纸上说的，一只铁窨盖飞起来后，险些砸着一个骑车路过的年轻姑娘。
现在，我同沙莎在法律上已是夫妻，就要住进黄孝河路两旁的花桥小区里。不是沙莎，我连想都不敢想。
感情问题和爱情问题一次也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被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各自的存款。沙莎那头脑里不知装些什么先进仪器，她眨也不眨一下眼，就说出我的存款数额。这个数字同我真实的存款余额相差只有四十元钱。我像是被反贪局的人盯上一样，索性和盘托出，连那四十元也不要了。
有天夜里，韩丁同最近的那个女孩斩断关系后对我说，外地人找武汉女人做老婆是福气，做情人则是灾难。韩丁准备买房的钱又蚀了一截。他没说是炒股赔了，还是为那女孩破费了。不过多数可能是后者。因为近期股市仍在涨。
我一直在平静地观察沙莎。她确实是个好样的。自从我的存款交到她手上之后，她再也没有麻烦过我。我知道她在一趟接一趟地往顺道街和青年路跑，上那儿选房子的装修材料，选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要用的家具。我几次提出陪她一起去，她都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两人去要多花一倍的交通费；二是我不会说武汉话，跟人讨价还价时是个累赘。沙莎请的装修工人恰好是黄州人，他们同沙莎讲黄州话时，我还是不能揷嘴。从牛会计搬走，到我们的家具进门，总共只用了三十天时间。结婚的头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局里的同事来看热闹，几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的人都咬定我们为这房子花费了六万左右。但是武汉本地的同事却没有估到这么高价位，尤其是现在成了邻居的王婶，她一口咬定在三万元上下。这个数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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