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三朝宝训》。至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进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进曰：“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因数其事亲、事长、治内、待外戚、尚俭、勤身、尚礼、宽仁八法以进，且曰：“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彦博罢。
五月壬申，诏“差役法有未备者，令具利害以闻。”初，苏轼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户岁出几何。今日差役，中户岁费几何。更以几年一役较之，约见其数，则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吏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废久，版籍不明，重轻无准，乡宽户多者仅得更休，乡狭户窄者频年在役。望诏一二练事臣僚，使与赋臣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于是论差役未便者甚众。遂诏“差役法有未备者，令中书舍人王岩叟、枢密都承旨韩川、谏议大夫刘安世同看详，具利害以闻。”
以苏辙为御史中丞。时熙、丰旧臣争起邪说以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谓之“调停”。太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覆上疏曰：“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于内，以自遗患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先帝聪明圣智，疾颓靡之俗，以纲纪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众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此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有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六年二月，以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事。岩叟居言职五年，正谏无隐，及拜签枢密，谢，因进曰：“太后听政以来，纳谏从善，务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愿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复进言于帝曰：“陛下今日圣学，当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则朝廷安，邪人一进，便有不安之象。非谓一人能然，盖其类应之者众，上下蔽蒙，不觉养成祸胎尔。”又曰：“或闻有以君子、小人参用之说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误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无参用之理。圣人但云：内君子而外小人则《泰》，内小人而外君子则《否》。小人既进，君子必引类而去。若君子与小人竞进，则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刘挚罢。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岩叟罢。
六月辛酉，以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纯仁入谢，太后谓曰：“或谓卿必引用王觌、彭汝砺，卿宜与吕大防一心。”对曰：“此二人实有士望，臣终不敢保位蔽贤，望陛下加察。”纯仁之将召也，殿中侍御史杨畏附苏辙，欲相之，因与来之邵上疏论纯仁暗猥，不可复相，不报。纯仁既视事，吕大防欲引畏为谏议大夫以自助，纯仁曰：“谏官当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岂以畏尝言相公耶？”辙即从旁诵其弹文，然纯仁初不知也。已而竟迁畏礼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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