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之谋谟，政事之兴废，人材之进退，礼文之因革，法度之罢行，岁事之丰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书则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载则一事隳。且当时群臣间有在者，以为忠贤耶，不着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为邪佞耶，不条其宿奸，安知其可弃。苟因散逸，遂废其书，岂孔子史阙文之义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传》曰：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则其事详，于隐、庄则其事略。圣人犹尔，况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见闰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数年间，事将湮没，虽有良史，莫知所凭。况比年风俗之衰，公论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爱憎，因一事为一人而着书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时订正，则数世之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非混淆，白赤颠倒，则小人之说行而君子受其诬矣，可不惧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为着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历》，东观凡例，臣得预闻。今所领州，又幸经兵火之馀，独不残毁，视诸故府，案牍具存，如御笔手诏、赏功罚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辑，臣实惜之。古之有国家者，虽在颠沛中，史官不废。伏望许臣郡政之馀，将本州岛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间，分年编类，缮写进呈，以备修日历官采择。”帝从之，即以命藻。后因綦崇礼言，专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还。同首论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馀年，章惇倡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佑臣僚窜逐贬死，上下蔽蒙，养成夷虏之祸。今国步艰难，而分朋缔交，背公死党者，固自若也。恩归私门，不知朝廷之尊，重报私怨，宁复公议之顾。臣以为欲破朋党，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辩邪正，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上曰：“朋党亦难破。”同对曰：“朋党之结，盖缘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党，而所以为党则异，君子之党协心济国，小人之党挟私害公。且如元佑臣僚，中遭谗谤，窜殛流死，而后祸乱成。今在朝之士犹谓元佑之政不可行，元佑子孙不可用。”上曰：“闻有此论。”同对曰：“祸乱未成，元佑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则是非定矣，尚犹如此。缘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朋党如此，公论何自而出。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勿为小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实录》。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佑太后生辰，置酒宫中，从容谓帝曰：“宣仁太后之贤，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为谤诬，虽尝下诏明辨，而国史尚未删定，岂足传信。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实录》。冲乃为《神宗考异》，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又为《哲宗辨诬录》。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状益着。
既又除常同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且谕之曰：“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欲辩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此朕选卿意也。”同乞以所得圣语，宣付史馆，仍记于《实录》卷末。
十二月，以金、齐兵退，诏前宰执议攻战备御措置绥怀之方。李纲上疏曰：“陛下勿以敌退为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安，而以中原未复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为可虞。议者或以敌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战以侥幸，非制胜之术也。汉高祖先保关中，故能东向与项籍争。光武先保河内，故能降赤眉、铜马之属。唐肃宗保灵武，故能破安、史而复两京。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苟不大修守备，先为自固之计，何以能万全而制敌。议者又谓敌人既退，当且保据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为不然，秦师三伐晋，以报殽之师。诸葛亮佐蜀，连年出师，以图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国。高祖在汉中，谓萧何曰：吾亦欲东。光武破隗嚣，既平陇，复望蜀。此皆以天下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区宇，戡定祸乱。况祖宗境土，岂可坐视沦陷，不思恢复。若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敌势益张，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日以耗散，何以图敌。唯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其守备之宜，则当料理淮甸、荆、襄，以为东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故以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窥江表。后唐李氏有淮南，则可以都金陵。其后淮南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来，大将拥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之制，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今当于淮之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分遣偏师进守支郡，加以战舰水军，上连下接，自为防守，则藩篱之势成，守备之宜莫大于是。然后可议攻战之利，分责诸路大帅，因利乘便，收复京畿，以及故都。断以必为之志而勿失机会，则以弱为强，取威定乱，逆臣可诛，强敌可灭，攻战之利莫大于是。若夫万乘所居，必择形胜以为驻跸之所，臣昔举天下形势而言，谓关中为上，今以东南形势而言，则当以建康为便。今者，旧都未复，莫若权于建康驻跸，治城池，修宫阙，立官府，创营壁，使粗成规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当先也。至于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养之深，其心未尝忘宋，特制于强敌，不能自归。天威震惊，必有愿为内应者。宜优加抚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坚戴宋之心，此绥怀之所当先也。臣窃观陛下临御九年，国不辟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坏，将骄而难御，卒惰而未练，国用匮而无赢馀之蓄，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使陛下忧勤虽至，而中兴之效邈乎无闻，则群臣误陛下之故也。陛下观近年以来，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几人。平居无事，小廉曲谨，似可无过，忽有扰攘，则错愕无所措手足，不过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补于国，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概近年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国势益弱，职此之由。今天启宸衷，悟前日和议退避之失，亲临大敌，天威所加，使北军数十万之众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见矣。然敌兵虽退，未大惩创，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我疆埸，使疲于奔命哉。臣夙夜为陛下思所以为善后之策，惟自昔创业中兴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阵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击韩王信、陈狶、黥布，未尝不亲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孙述，十三年间无一岁不亲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维扬，平泽潞，下河东，皆躬御戎辂。真宗亦有澶渊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谓始忧勤而终逸乐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至维扬，则河北、河东、关陕失矣。自维扬退至江、浙，则京东、西失矣。万一敌骑南牧，将复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乎。航海之策，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敌来则御，俟时而奋，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为退避之计。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雠之邦鲜复遣使，岂不以衅隙既深，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邪。东晋渡江，石勒遣使于晋，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彼遣使来，且犹却之，此何可往。金人造衅之深，知我必报，其措意为何如，而我方且卑辞厚币，屈体以求之，其不推诚以见信，决矣。器币礼物，所费不赀，使轺往来，坐索士气，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是和卒不成，而徒为此扰扰也。况于吾自治自强之计，动辄相妨。臣愿自今以往，勿复遣和议之使。二者既定，择所当为者，一切以至诚为之。俟吾之政事修，仓廪实，府库充，器用备，士气振，力可有为，乃议大举，则兵虽未交，而胜负之势决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明，赏罚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强敌不足畏，逆臣不足忧，此特在陛下方寸间耳。臣昧死上条六事：一曰信任辅弼，二曰公选人材，三曰变革士风，四曰爱惜日力，五曰务尽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谓信任辅弼。夫兴衰拨乱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与有为，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乃能协济。今陛下选于众以图任，遂能扞御大敌，可谓得人矣。然臣愿陛下待以至诚，无事形迹，久任以责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间之，则君臣之美垂于无穷矣。何谓公选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资于人才，而创业中兴之主所资尤多。何则。继体守文，率由旧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于艰难之际，非得卓荦环玮之才，则未易有济。是以大有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参赞翊佐，以成大业。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暗，或指之为党与，或诬之以大恶，或摘之以细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则止，难于自进，耻于自明，虽负重谤，遭深谴，安于义命，不复自辩。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伪，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临御以来，用人多矣，世之所许以为端人正士者，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而陛下寤寐侧席，有乏才之叹，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谓变革士风。夫用兵之与士风，似不相及，而实相为表里。士风厚则议论正而是非明，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佑、治平以前可知已。数十年来，奔竞日进，论议徇私，邪说利口，足以惑人主之听。元佑大臣，持正论如司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为奸党，颠倒是非，政事大坏，驯致靖康之变，非偶然也。窃观近年士风尤薄，随时好恶，以取世资，潝訿成风，岂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之官，固许之以风闻，至于大故，必须核实而后言。使其无实，则诬人之罪，服谗搜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谓爱惜日力。夫创业中兴，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规模可一日而成，鸠工聚材，则积累非一日所致。陛下临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复，僭逆未诛，仇敌未报，尚稽中兴之业者，诚以始不为之规模，而后不为之积累故也。边事粗定之时，朝廷所推行者，不过簿书期会不切之细务，至于攻讨防守之策，国之大计，皆未尝留意。夫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亦无不可为之时，惟失其时，则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难矣。何谓务尽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实一致，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也。人事尽于前，则天理应于后，此自然之符也。故创业中兴之主，尽其在我而已，其成功归之于天。今未尝尽人事，敌至先自退屈，而欲责成于天，其可乎。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协心同力，尽人事以听天命，则恢复土宇，剪屠鲸鲵，迎还两宫，必有日矣。何谓寅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犹父母之于子，爱之至则所以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惧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诚。比年以来，荧惑失次，太白昼见，地震水溢，或久阴不雨，或久雨不霁，或当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宁反复，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诚之意，正厥事以应之，则变灾而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兴之业所关，而陛下所当先务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将士足用，财用有馀，足为中兴之资。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谓魏徵为敢言，征谢曰：陛下导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鳞哉。今臣无魏徵之敢言，然展尽底蕴，亦思虑之极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为赐诏褒谕，然不能用。
五年闰二月，置总制司。先是，帝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吕颐浩、叶梦得等言：“政和间陈亨伯为转运使，创经制钱，大率添酒价，增税额，官卖契纸，与凡公家出纳，每千收头子钱二十三文。其后行之东南及京东、西、河北，岁入数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边事未宁，费用日广，请复行之诸路，一岁无虑数百万计，贤于缓急暴敛多矣。”帝从之。至是，又因经制之额增，析为总制钱，岁收至七百八十馀万缗。户部侍张致远言：“陛下欲富国强兵，大有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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