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那·隆的办公室是在昆斯荷曼街市警局大楼靠后面的地方。他可以看到窗户外地上的那个大洞——在那里，一栋国家警察局大楼将会按照时间进度表慢慢地盖起来，然后遮住这里的视野。从这个超现代雕塑中，斯德哥尔摩警方会将他们的触角向每个方向延伸，紧紧掌握住瑞典那些无精打采的市民，或至少某些市民，毕竟他们不会全都移民或自杀。
新的警察局兴建的地点和它庞大的体积曾经被猛烈地抨击，但是警方总有他们的办法——只要能让大楼盖起来。
这些警察，或是更明白地说，一些在高位的人，他们实际上寻求的是权力，这是近几年来秘密主导整个警方行动的理念。因为警察从未在瑞典的政治环境中成为独立的权力决定因素，因此只有少数人了解整个权力核心的想法。也就是为了争权夺利，所以最近几年里警察才会有种种反常且令人不能理解的、永无止境的掠夺行为。
这栋新的建筑物便代表新权力的重要象征。从这里，中央集权主义再次兴起；它也是对抗当地——在这里可以看作是瑞典这个国家——圈外人耳目的城堡。在这当中有一个想法很重要：瑞典人民始终在嘲笑警察，而不久就没有人会再嘲笑了。他们大概是这样期待着。
然而除了对少数几个人，所有这一切已不再是一种虔诚的热望；如果碰巧走了好运，而且还有适当的政治上的援助，就有可能酝酿出一个恐怖内阁。不过，目前昆斯荷曼岩地上还只挖了一个大洞。
从隆的窗户仍然可以看到保斯街和库诺保公园茂盛的树木。
马丁·贝克从隆的书桌那儿走到窗边站着。从这儿他可以看到卡尔·爱得温·斯维瓦住的那栋房子的窗户。他的心脏被一颗子弹穿过，躺在那儿两个月，没有一个人知道。
“在你成为银行抢劫案专家之前，你调查过一件凶杀案，”马丁·贝克说，“死者的名字叫做斯维瓦。”
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专家！”他说。“哦，天啊！”
隆不是那种不庄重的人，但是他的气质和马丁·贝克迥然不同，所以他们总是很难在一起合作。
“是的，没错，”隆说，“我被调差之前是在处理那件案子。”
“调差？”
“是啊，调到这个特别小组。”
马丁·贝克觉得头很痛，几乎要昏了过去——也许是因为隆下意识地用了一个军事专门术语。从两年前他就不曾用过这种说法了。
“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吗？”马丁·贝克问道。
隆用拇指摸了摸他红色的鼻子说：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这档子事，你知道吗？你问这要干嘛？”
“因为你大概也知道，这件案子已经转给我了——当作是在治疗吧，我想。”
“噢，”隆说，“那只是个无聊的案子。刚开始看起来像是侦探故事，一个老头在反锁的房间里被枪杀，然后……”
他突然沉默了下来，好像是为某件事感到惭愧。这也是他吊人胃口的把戏之一，你必须一直求他。
“你要说什么？”
“噢，甘瓦德说我应该马上逮捕我自己。”
“哦？为什么？”
“因为我是嫌疑犯。你不知道吗？也可能是我开枪杀了他，在这里，从我的房间，从窗户开枪。”
马丁·贝克什么也没说。隆马上变得不肯定地说：
“嗯，当然他只是在开玩笑。何况斯维瓦的窗户从里面关着，窗帘是拉下的，窗棱也没有被打破，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我的枪法很差。有一次我连二十五码以外的一头鹿都没打中。从那一次之后，我的父親就不再让我玩枪了，我只能背着他的热水瓶和白兰地酒，还有三明治，所以……”
“嗯？”
“你看，从这里到那里的距离大概有八百尺。一个用来福枪射击，却连二十五码外的鹿都打不中的人，当然不可能从这里用手枪杀了他。噢，我的意思不是……对不起……”
“你不是什么意思？”
“唉，这对你可能没什么帮助，在这里扯一些关于枪和射击之类的事。”
“没有关系。那件案子你究竟花了多少功夫？”
“只做了一点点。我说过了，我做了些调查，但是在那之前已经有人把那里弄得乱七八糟了。然后我打电话给检验单位，问他们有没有人用石蜡做斯维瓦的手纹鉴定，结果是没有人做过；而且更糟糕的是……”
“什么？”
“噢，尸体被抬走，还烧成了灰，真是个完美的故事。真是个烂调查！”
“你调查过斯维瓦的背景吗？”
“调查过，只是还没有那么深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试着找到答案。”
“是什么？”
“嗯，如果他是中弹身亡的，一定找得到子弹。但是我没有听说有任何弹道检验的结果，明白吗？所以我打电话给那个做解剖的家伙，嗅，其实是个女孩。她说她发现有一颗子弹，而且把它装进入一个信封里面，然后放到某个地方。真是个粗心的家伙。”
“然后？”
“她找不到了！就是那个信封。我告诉她一定要找到，然后要送去做弹道试验。之后案子就不是我在管了。”
马丁·贝克望着保斯街上那一排高楼，用右手摸着鼻梁沉思。
“埃那，”他说，“你个人觉得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你的看法如何？”
一个警察只会在最親近的朋友面前对正式的调查结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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