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存七百五十元到她自己的支票户头。
但是又为什么有人要给斯维瓦钱？他必须先将这个问题暂时放到一边，晚一点再找答案。
还有一个人他必须弄清他的身份，就是他那个神秘的侄子。
最令人困惑的是那个非要置斯维瓦于死地的人（就在四月或五月初某个时候）——即使那老人已把自己关在一座城堡，一间从里面反锁的房间里。
这三个可能是同一个人吗？存款的人、那个侄子、还有杀死他的人？嗯，这个问题值得好好地想一想。
他放下马克杯，然后看了看钟。时间过得真快，都九点半了，要出去嫌晚了些，但是，他又想到哪里去呢？
马丁·贝克挑出一张巴哈的唱片，打开电唱机，然后他走开并且躺下。
他的脑筋还在转着。如果忽略所有不吻合的地方和疑问，他可以从手头上现有的资料编出一个故事。那个自称是他侄子的人、那个把钱存进去的人、那个谋杀者，其实是同一个人，一个男人。六年来，斯维瓦一直恐吓他，要他每个月付他七百五十元。然后斯维瓦吝啬得有些病态，他从来没有用过任何一毛钱；那个受害人仍然年复一年地付钱，最后斯维瓦存够了。
马丁·贝克认为把斯维瓦当成一个恐吓者并不特别的困难。但若要恐吓别人，他必须握有受害人的把柄，必须对他勒索的人造成威胁。在斯维瓦的房子里没有什么能够定一个罪的资料；当然他可能在银行租用了一个保险箱放那些东西，但如果这样的话应该迟早会被警察注意到。
不管怎样，一个人要恐吓别人必须拥有一些消息。一个仓库管理员可能从哪儿得到这些消息呢？在他工作的地方，或者是他住的房子里。每个人都知道斯维瓦只在这两个地方出入，不是在家就是在他工作的地方。
但是斯维瓦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就没有工作了，这比第一笔钱存进去的时间还早了两个月，所以这些事发生已经超过六年了。斯维瓦后来都在做什么？
他醒来的时候，唱片还在转着，如果他做过什么梦，他也已经忘记了。
星期三。他很清楚今天的工作应该从哪里开始：散步。
但是不是到地铁车站，那个在维斯保加的办公室并不吸引他，他觉得今天自己有很好的理由不去那儿。相反地，他想要沿着码头晃晃，然后向南步行，沿着史凯普斯本穿过斯卢森，再沿着斯塔加敦码头向东走。
这是斯德哥尔摩中他最喜爱的地方，尤其当他是小孩子的时候。那时所有的船都系在这儿，上面载着从各地运来的货物。如今，真正的船已经不多了，那种盛况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埃恩渡船，上面都是些木条和酒。真是大不如前啊！以前那些赋予港口活力的装卸工人和水手们也逐渐凋零。
今天他又有些不同的感觉。他喜欢在新鲜的空气中散步，轻快地走着，他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让他的思路自由地奔驰。
他思考着那些有关他升迁的谣言，而且倍伤脑筋。十五个月前他犯了那个可悲的错误后，马丁·贝克的确非常害怕会发生这种事——被工作绑在书桌边。他总是喜欢在外面工作，或至少到他想去的地方。
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一张会议桌、两幅“真正的油画”、一张旋椅、一张客人坐的扶手椅，地上铺着便宜的地毯，还有自己的私人秘书——今天想起这些来比一个星期前还要令人毛骨悚然。不只是因为这些谣言重重地打击了他，也是因为他开始考虑过那种结果。也许他为了生活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
轻快地走了一个半钟头后他到达了目的地。这间仓库是一栋古老的建筑，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停放车辆或配合现代的需求，所以不久将被拆毁。
里面没有什么人在工作。仓库管理员应该坐在那儿的那间办公室是空的，而且从前这位重要的人士用来监督工人的玻璃窗积满了灰尘，事实上其中一块玻璃还破了，而且墙壁上的日历是两年前的。
在一堆不怎么引人注意的货物旁边有一辆推高机，后面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穿着橘色宽松的工作褲，另一个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
他们各自坐在一个塑胶啤酒箱上，另外一个上下颠倒的箱子放在他们之间。其中一个男的相当年轻，另一个看起来大约七十岁了，虽然似乎不大可能。年轻的男人一边抽着香烟一边读着昨天的晚报，比较年长的那个人则无所事事。
他们两个人都无精打采地看着马丁·贝克。那个年纪比较轻的人看到他走过来就将香烟丢到地上，然后用脚跟把烟捻熄。
“在仓库里抽烟，”比较年长的男人摇着头说，“真是……”
“‘要是在以前啊……’”年轻的男人不耐烦地说，“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以前了，你还没有搞清楚吗？你这个老头子。”他转向马丁·贝克，以不友善的声调说：“你想要干什么？这是私人企业，门上写得很清楚，你看不懂吗？”
马丁·贝克拿出他的皮夹，然后出示他的证件。
“警察。”那个年轻的男人用不屑的语气说。
另一个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安逸地凝视着地板，清清喉咙，吐出一口唾沫。
“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马丁·贝克问道。
“七天，”比较年轻的男人说，“明天就结束了，之后我就要回到卡车集结场去。你来这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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