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样，怀有对将来的朦胧观念和一种朴素的、实事求是的道德体系，对中国人的所有需要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他说中国人没有感到需要宗教是因为他们有孔子的教导，这位博学的英国教授是正确的；但他断言中国人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是因为蒙古人种不同寻常的冷静和不善思考的头脑，却完全错了。首先一点，宗教与思考无关。宗教是有关感觉和情感的事情，它是必须作用于人类的灵魂的某种东西。即使野蛮原始的非洲人，他从纯粹的动物生活中刚一脱离出来，他的所谓灵魂就苏醒了——他们感觉到了对宗教的需要。因此，尽管蒙古人种的头脑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冷静和不善思考的特点，但是作为蒙古人种的中国人，我认为必须承认，他是比非洲野人更高等的一类人，他们也有灵魂，而且，正因为有灵魂，他们必定会感到对宗教的需求，除非他有某种东西能取代宗教的位置。
事情的真相是，中国人没有感到需要宗教的原因，是他们拥有儒家学说这一哲学和道德规范的体系，一个能够取代宗教位置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体。人们说儒家学说不是一种宗教。这话完全正确，就欧洲词汇通常的意义来说，儒家学说不是一种宗教。但我随后要说：儒家学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一点上，它不是宗教。事实上，儒家学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是宗教，但能取代宗教，它能够使人不再需要宗教。
现在，为了理解儒家学说如何能够取代宗教，我们必须试着找到人类及个人感觉到宗教必须存在的原因。在我看来，人类感觉需要宗教的原因，和需要科学、艺术及哲学的原因相同。因为人类是有灵魂的。现在让我们以科学为例，我指的是自然科学。让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驱使真正的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动机并不是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如果人类像目前持进步论的中国人一样，出于想要铁路和飞机的目的而从事科学研究，那么人类将永远得不到科学。过去欧洲真正的科学家，为科学的进步而不懈努力，并使建造铁路和飞机成为可能，但其实他们起初根本没有考虑过铁路和飞机。那些欧洲真正的科学家之所以在为了科学进步的工作中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从灵魂深处感到需要揭开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奇妙世界的神秘面纱。所以我认为，人类感到对宗教的需要，和他们对科学、艺术及哲学的需要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是有灵魂的，因为他有灵魂，他才不仅观察现在，也探索过去和未来——不像动物那样只生活在现在——并感受到需要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神秘。除非人类理解了自然的某些规律和用途，看清了世界万物的发展方向，否则他们就像黑屋里的孩子，感到一切事物都是危险的、不安全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事实上，正如一个英国诗人所说，世界的神秘是重压于人们身上的负担。因此，人类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与他们需要宗教都出于同样的原因，是为了减轻他们
神秘的负担……
来自这个世界未知的一切的
沉重的、令人厌烦的负担。
艺术和诗歌能使艺术家和诗人看到这个世界中的美和秩序，从而为他们减轻这种神秘带来的负担。因此，诗人歌德曾说“拥有艺术的人，拥有宗教”，像他一样的诗人不会感到需要宗教。哲学也能使哲学家看到这个世界的条理和秩序，从而为他们减轻了这种神秘带来的负担。因此，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也没有对宗教的需求感。“对他们来说，智力生活的王冠就是喜悦，就像对于圣徒来说，宗教生活的王冠是喜悦一样。”最后，科学也能使科学家看到宇宙的规律和秩序，从而为他们减轻了这种神秘带来的负担。因此，像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这样的科学家就不会感到需要宗教。
可对于大众来说，他们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对于大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充满艰辛，而且时时暴露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同类痛苦残忍的激情的意外打击之下，能为他们减轻“来自这个世界未知的一切沉重的、令人厌烦的负担”的力量是什么？这就是宗教。但是，宗教如何为众生减轻这一神秘带来的负担呢？我认为，宗教是通过给众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来减轻这种负担的。面对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同类痛苦而残忍的激情，面对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给了众生一个庇护，在这种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安全感；而且这一庇护是对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或者说是对拥有绝对力量并控制那些威胁他们的力量存在的一种信仰。此外，面对他们自己生活中事物的不断变化、兴衰交替和转变——从出生、孩童时期、青春期、年老一直到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不确定性，宗教也给了众生一个庇护，在这种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永恒感。这一庇护是对来生的信仰。由此，我认为，对于这些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科学家的普通民众，宗教通过在生活中给予他们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来减轻来自这个世界未知的一切的神秘负担。耶稣基督说：“我赐予你们和平，这和平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从你们那里取走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给了众生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的意思。因此，除非你能找到一种可以给众生以同样的和平的东西，一种像宗教一样能够提供给他们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否则众生会一直感到需要宗教的存在。
但我认为儒家学说虽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因此，在儒家学说里一定有什么东西，能给予众生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就像宗教提供给他们的一样。现在让我们来找出在儒家学说里，那种能像宗教一样给予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
人们经常请我讲讲孔子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现在我能告诉你们，我认为孔子为中国人完成了许多事情。但是由于今天我没有时间，在此我只能告诉你们，孔子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前唯一做过的事情，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后人会借此了解他，了解他为他们做的事情。当我为你们解释了这个主要的事情之后，你们就会理解，在儒家学说里是什么东西给了众生和宗教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必须请求你们允许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孔子的生平。
孔子，你们有人可能知道，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是一个封建的、半家族制的社会秩序和统治形式不得不扩展和重建的时代。这种巨大变化不仅必然带来世事的混乱，也会带来人们精神的混乱。我曾说过，中国文明在最近的两千五百年中，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但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生活的扩张时期，在中国，就像现今的欧洲一样，人们的心灵和头脑之间也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发现他们自己正处于包括制度、成规、公认的信条、习俗和法律在内的庞大系统之中——事实上，这个庞大的社会和文明系统是从他们崇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向前，然而他们开始感到——他们有一种感觉，认为这个系统不是他们的创造，所以决不符合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遵循惯例，而不是理性的选择。两千五百年前中国人这种意识的觉醒就是今日在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自由主义精神，以及寻找事物的原因的探寻精神。当时，在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看到了社会旧秩序和文明与实际生活的需要是不一致的，不仅开始重建一种社会和文明的新秩序，而且开始寻找社会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础。但在当时的中国，所有寻找社会和文明新基础的尝试都失败了。有些尝试，虽然他们满足了头脑——中国人的智力，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心灵；另外一些尝试，虽然他们满足了他们的心灵，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头脑。就像我所说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这种头脑和心灵的冲突由此而发，正如现在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一样。在人们试图重建社会和文明新秩序中的这种心灵和头脑之间的冲突，使中国人对所有的文明都感到不满，在由这种不满导致的苦恼和绝望中，中国人想推翻和毁灭所有的文明。很多人，比如老子，他当时在中国的地位类似于今日托尔斯泰在欧洲的地位，从心灵和头脑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悲惨而苦难的结果中，认为他们看到了在社会和文明的真实本性和结构中的某些根本性的错误。老子和他最有才气的门徒庄子，都告诉中国人要抛弃所有的文明。老子对中国人说：“离开一切跟随我；随我到群山，到群山中隐士的小屋，在那儿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一种不朽的生活。”
然而孔子，虽然也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和文明状态的苦难和悲惨，但他意识到罪恶并不在于社会和文明的本性和结构，而在于社会和文明所采取的错误途径，在于人们对社会和文明所建立的错误基础。孔子告诉中国人不要抛弃他们的文明，在一个具有真正基础的社会和文明中，人也可以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事实上，孔子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确的途径，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阻止文明的毁灭。但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时，他做了什么呢？像一个建筑师看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燃烧着就要落在头顶上时，他确信他不可能挽救这房屋了，他知道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保存好这房屋的图纸和设计，以便日后房屋可以被重建。所以，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这个建筑不可避免地毁灭时，他认为他应该保存好图纸和设计，他因此拯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它们现在被保存在中国人的圣经中——这五本典范之作，被人们称为“五经”。我认为，这就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贡献——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
我认为，当孔子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时，他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的贡献。但这并不是孔子对于中华民族最主要和最伟大的贡献。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在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时，他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集成、一个新的解释，而且在这个新的集成里，他灌输给中国人对于国家的真正观念——这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而理性、永恒而绝对的基础。
但是，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也进行了文明的集成，并试图给出一个真正的国家的观念。那么，在我提到的欧洲伟人们进行的哲学体系和文明集成，与另一种文明集成——被称为儒家学说的哲学和道德体系——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个不同，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没有成为一种宗教或者说宗教的等价物，没有成为民族或芸芸众生可接受的信念，而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中国芸芸众生的一种宗教或者说宗教的等价物。当我说到这里时，我所说的宗教，不是就这个欧洲词汇的狭义而言的，而是就广义而言的。歌德说：“唯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现在，当我们提到广义的宗教时，我们通常指的是一套包括行为规则在内的教导体系，正如歌德所言，是被人类众生作为真理和约束力而接受的，或者至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在宽泛而普遍的意义上讲，基督教和佛教当然都是宗教，而儒家学说，就像你们知道的，已经成为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教导已被承认是正确的，它的行为规则约束着整个中华民族，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即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也没有成为宗教。我认为，这就是儒家学说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之间的不同——一种依然保持着学者哲学的本色，而另一种则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也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芸芸众生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
在“宗教”这个词汇的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我说儒家学说恰如基督教或者佛教，是一种宗教。但是，你们也许记得我说过儒家学说不是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儒家学说和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自然是一个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由来和要素，而另一个则没有。但除了这个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区别之外，还有另一个区别存在于儒家学说与如基督教和佛教之类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之间。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的人。不过儒家学说远不止这些，儒家学说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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