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尝试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说中文是一种非常难的语言。但是中文真的很难吗？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无论如何，让我们先理解一下中国语言的含义。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中国有两种语言——我指的不是方言——那就是口语和书面语。好，顺便问一句，有人知道中国人坚持把口语与书面语截然分开的原因吗？在此，我会给你们我的解释。在中国，就像在欧洲曾经出现过的这种状况一样，拉丁文是学术或者书面用语，人们也相应的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等级，即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通俗的口语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而书面语是那些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这样，半受教育的人在这个国家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坚持使用两种语言的原因。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一个国家存在半受教育的人民的结果。看看今日的欧洲和美国。在欧洲和美国，自从拉丁文被废止，口语与书面语的明显不同消失，就兴起了一个半受教育的人民的社会等级，他们被允许和那些真正受过教育、谈论着文明、自由、中立、军国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人一样，使用同样的语言，尽管他们连对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最起码的理解都没有。人们说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对文明的威胁。但是对我而言，似乎那些半受教育的人，当今世上那些半受教育的乌合之众，才是对文明真正的威胁。但这是题外话了。
现在，回到正题上：中文是一种非常难的语言吗？我的回答是：既是，又不是。让我们首先拿口语为例。我认为中文的口头语言不仅不难，而且和我熟悉的半打语言相比，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语言——除了马来语之外。口头的中文容易学是因为它是一种极其简单的语言。这种语言没有主格，宾格什么的，没有时态，没有规则和不规则动词；实际上，它没有语法，或者说什么规则也没有。但是人们对我说，中文的难学恰恰是因为它简单，恰恰是因为它没有规则和语法。可是，这种说法不对。马来语和中文一样，也是一种没有语法和规则的简单语言，然而学习它的欧洲人没有发觉它难。因此，在本质上，至少就中文通俗的口语来说，中文是不难的。但是，对于来到中国的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尤其是半受教育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恰恰觉得通俗的或口头的中文是一种非常困难的语言，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口头的或通俗的中文，就像我说的，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那么，作为对此的一个明证，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孩童们是多么轻易地学会了通俗的或者说口语的中文，而与此同时，那些有学问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们却坚持说中文是如此难学。我再说一遍，中文，口头的中文，是一种孩童的语言。因此，对我的那些尝试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们，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必须使你自己像一个小孩，那时你不仅能进入天国，而且也能够学会中文。”
现在，我们来到书面语上，也就是书面的中文上。但是这里，在我更进一步论述之前，我要说，中文的书面语也有不同的种类。传教士们将它们分为两类，称为易文理和难文理。不过，我认为，那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类。我认为，恰当的分类应该是：简明的平民书面汉语；统一通用的书面汉语；华美优雅的书面汉语三类。如果你喜欢用拉丁文，可以称为：普通或商务汉语；低级古典汉语；高级古典汉语。
现在，许多外国人都称他们自己为汉学家，或者被别人称做汉语学者。十三年前，我在《字林报》（N.C. Daily News）上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学问的文章——啊，我那些在老上海的岁月，时间飞逝，人们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写道：“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在他们出版了一些省方言的对话或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之后，就可以立即得到汉语学者的称号。”“当然，”我说，“光是一个名称也没有什么损害，根据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在中国，一个英国人如果高兴的话，可以称他自己为孔子而不受惩罚。”其实，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那些称他们自己为汉语学者的外国人中，有多少人对于中国文学的那个组成部分中，即我所谓的高级古典汉语、那种华美优雅的汉语文学中，蕴藏着的文明瑰宝有概念呢？我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瑰宝，因为我相信，正如马修·阿诺德对荷马诗歌的评价一样，这种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具有某种能够“使原始自然的人发生变化，变得文雅高尚起来”的功能。事实上，我相信中国文学中的这种高级古典汉语总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现在正在欧洲战斗的原始自然的人——他们被当做爱国者，但又具有野生动物的战斗本能——汉语可以将他们改变为和平、温顺和文明的人。当前文明的目标，正如罗斯金所言，是使人类转变为抛弃野蛮、暴力、残忍和争斗的文明人。
那么，言归正传。中文的书面语是一种很难的语言吗？我的答案还是：既对又不对。我认为，中文的书面语——即使是我说的华美的宫廷语言——即高级古典汉语也并不难，因为，与口语的或通俗的中文一样，它是极其简单的。请允许我随便举一首普通的作品，向你展示中文的书面语，包括华美的宫廷语言，都是极其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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