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山东威海人，和我可算大同乡；而且他也３６岁，和我同龄。
车到天津市中心，大约上午８点钟。
戚本禹叫司机把车开离大街，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一个中学的门口停下。
他叫我们在外面等着，自己进了学校。
这条街和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行人甚少，比较冷清。
大约过了２０分钟，戚本禹从学校里走出来，满脸的不高兴和失望，对我们说：“她写信没说实话，她根本不在这里，这里已经没有外地来串连的人了。”
他转身对司机说：“到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很热闹，校园内人来人往，有住在校内的外地的学生，还有本市来看大字报的人，大字报的碎片、传单和垃圾遍地都是。
我们找到学校的接待站，自称是北京大学的，来这里找人，请他们把接待登记簿拿出来。那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我们要证件看，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说：“你们北大的老师也出来串连啦？”
他显然不认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把我们当成讲师和助教了。
冒充学生，我们３人的年龄和形象，明显是不合适的。
接待登记簿一大堆，我们３个人动手翻阅，主要查看近十来天的。戚本……
[续那年奉命寻李讷上一小节]禹告诉我二人：“她叫李小江，就找李小江！”
我们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一个姓名一个姓名地看，查了一个多钟头，看得头晕眼花，就是没有查到“李小江”。
戚本禹大概也累了，提出到外地女学生住的地方去看看。
我们走进女宿舍，有的就是课堂改成的，看到不少外地来串连的女学生，但看不到我们要找的人。所有的宿舍都很肮脏，空气污浊，臭烘烘的，很难想象我们要找的人就住在这里。
中午，我们在一间小饭馆吃饭。我忍不住地说：“既然她会改名字，又不写明住地，天津这么大，学校这么多，我们这样毫无线索地找，像大海里捞针一样……。”
不等我话说完，戚本禹就哈哈一笑断说：“你是不是说，应当取消我们这次任务？”我连忙解释：“我不是说不再找，但这样找很难有结果……。”戚大概也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就不再说什么。
下午，我们继续跑了一两所高等院校，校名我记不清了。反正进了学校先找接待站，翻阅接待登记簿。也不知查阅了多少本，都没有发现“李小江”。只在一个学校的登记本上，发现了一名“李小香”，也是位女，但年龄和其他项目都不对，而且人早已离开，不知到那里去了。眼看着找不到人，戚本禹又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要收集各种传单。
天已经很晚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行人越来越少。戚本禹说：“咱们找个部队给北京挂个电话吧！”
我长期驻广州军区，对天津驻军情况不熟。这时金秀芳说：“找６６军军部吧！”金秀芳长期在北京工作，知道一些驻天津部队的情形。
我们找到６６军军部值班室。值班干部见我们三位穿便的人闯进来，开始神有些紧张和戒备，后来见我和金秀芳掏出解放军报记者证和工作证，就变得相当客气。戚本禹也有证件，还不止一个，我只看到他有一本《光明日报》记者证，上写姓名为“向东君”。
这时他什么证件也没有拿出来，全靠我和值班军人交涉。我说要向北京打电话，值班军人同意了，戚本禹就拿起了电话。我已记不得他怎么要的电话，不久就接通了他要找的人，头一句话他就说：“她骗了我们，她写的通讯是假的……。”
他把在天津活动一天的情况给对方讲了，我当然不知道对方讲了些什么。戚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走，咱们回北京！”
我忍不住问戚：“你跟谁通的电话？”
他说：“跟她！”
她？她不就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吗？戚本禹跟江青讲话怎么这样随便和放肆呢？
我有点不相信，便傻乎乎地问：“是她本人吗？”
“是她本人！”
我们辞别那位怔怔地瞧着我们三个不速之客、有些莫名其妙的值班干部，出了６６军军部大门就往北京奔。
在车上，戚本禹突然说了一句：“她叫我带着她、管着她，我一个人哪里管得了！以后交给你们胡痴管去！”车在京津公路上开，我们三人都不停地打瞌睡。
回到北京，已经过了半夜１２点。
戚本禹把我二人送到平安里３号解放军报社大门口，说声“再见”就走了。此后，除了在几次大会上远远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再没有接触过他。１９６８年初，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我更是无缘同他“再见”。
回到报社，按照记者领导的规定，我没有向别人讲过我的天津之行，报社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我去过天津。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
金秀芳同志从天津回来后，宋琼副长又派她同两位刚从部队调来的年轻力壮的记者一道，再一次外出找李讷。他们３人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还是没有找到，只好无功而返。这是以后金秀芳告诉我的。我想这必是江青坚持要派人去找。至于为什么要到上海和杭州找，金秀芳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因为有纪律，我不便多问，金秀芳同志也不便多说。
现在有些报刊文章说，李讷是１９６５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的；还有的说，李讷在“文革”外出串连，一度同家中断了联系，江青下令派人寻找，最后由《解放军报》记者在上海找了回来。
事实真相是她自己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她父母身边。她真正到《解放军报》工作，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月之间。
１１、１２月之间的一天，我外出采访回来，我的直接上级、报社驻广州军区记者组长杨子才同志，突然找我说：“你上次到天津找的那位同志，现在到报社当记者来了！她如今的姓名叫肖力，你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千万不能说出去，要保密。”
惊奇之余，我很快找到肖力同志所在的办公室，远远望去，只见她身穿新军装，白净面孔，端庄大方，脸的轮廓像她爸爸，戴着白框眼镜，眉眼有些像她。
原来她是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高兴。能和伟大领袖的人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们是多么幸福呀！
以后我经常同她见面。我们都住在报社办公大楼的五楼，那是筒子楼，住在斜对面，可以说是朝夕相见。但因上级没有安排我同她合作采访，我就没有主动找她谈什么。每次相逢，只点头微笑而已。不知谁告诉她，我曾到天津找过她，有一次她正吃炒花生，就随手抓一把塞给我，以表示谢意。
我顺便问她：那次你跑到哪里去了？
她说：“我爬泰山去了。”
接着又说：“这次外出，对我锻炼很大，要自己找车坐，自己找住，什么事都要自己干，长了很多见识。”
当时我听了很感动。她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拒绝养尊优，真不愧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优秀女儿。我想起了社会上流传的毛主席给李讷的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肤，空乏其身……”李讷同志正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认真实践的，她一定会成长为堪当大任的坚强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可是，她在报社要长期保密是办不到的。
“文革”以来，报社有的记者如杨子才等人上天安门城楼采访，见过她在伟大领袖身边，有的摄影记者还为她父女拍过合影；同时，她自己要长期隐姓埋名，也是不可能的。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变化，她身不由己，到报社不满两个月，就挺身而出，自我揭开了庐山真面目。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去”的大字报，带头一举把胡痴、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
由她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左右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军报版面组组长（后担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执掌军报编辑出版大权。从我奉命寻找“北大学生”李讷，到李讷掌握军报大权，时间不到两个月。当然，几年之后，李讷同志离开了军报，又经过若干年，胡痴、宋琼等人都获得了“解放”和平反，杨子才九十年代初期还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这都是后话。
同时，随着“文革”的发展，我对许多事情和人物的看法也逐步深化。我庆幸那一次到天津没有找到李讷，没有执行那个神秘而又神圣的使命。如果在天津找到了她，并陪伴她到各地去串连，以后的遭遇真是难以设想。倘若在路上有一星半点差池，出点什么闪失，我如何说得清？以后想到这一点，想到那个担子的千钧之重，我很是后怕，甚至有些不寒而栗！至于那本北京大学学生证，我曾经保存了几年，却一直没有拿出来用过，后来把它毁掉了。现在我很后悔。我虽然不是货真价实的北京大学学生，但那本学生证却是真的，上盖北京大学的钢印，无疑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掌权的聂元梓那派人奉“中央文革”之命给办的，至少可以作为一件“文物”保存下来，以纪念我那次不平常的天津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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