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思想是在帝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革命的具实践中，在和人民的集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后来被罗瑞卿同志删去——作者注）。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论，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
“这个‘前言’经过总政和罗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署名仍是‘总政治部’。
“《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在全发行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又陆续收到许多不同意见，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1966年8月1日——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我们据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并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修改好后，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
“总政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并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我们根据总政和军报领导的指示，将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及提法，写进前言。交稿审定时，由罗瑞卿召集报社领导集修改定稿以后，却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为了便于《语录》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为好。这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上面……
[续《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上一小节]。后来又由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各个报纸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见报后，我与原署名‘总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样在文字上核对了一遍，内容一点未变。
“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可惜他‘偷’得不全。又有人说，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张春桥写的。这也是不实之词，那时张春桥对这事还不上手。”
“至于《语录》具怎样走出军营的，我知道这样些情况：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语录》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才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册。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因为《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我们只送了军委、各总部领导各一本审阅，未送中央。
“最先是朱德同志，书出第五天，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主席、周恩来也派人来拿。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三次索要，还要求直接送到办公室，以免收不到。彭真、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
“领导同志要《语录》，给就是了。可地方一些单位、个人来要却使我们无法招架，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军报请示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刘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同时还规定了三条：‘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
“这三条实际一条也执行不了。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口子一开就势不可挡了。中央、务院各部委等地方各大单位纷纷来军报联系代印，刘志坚为了减轻军报印刷的压力，7月10日打电话让军报考虑：《解放军报》是否出专页，将《语录》全文刊出，内部发行。可第二天，7月11日，中宣部马上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毛主席语录》再版，当时总政决定也仅限于在军内送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以及军委、总政、总参、总后各首先审查。仍限军队发行。
“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出版。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家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中央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全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的‘九大’召开前，形成gāo cháo，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人手一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的。后来传遍全球的“小红书”也就由此得名。
“我们编的这本‘小红书’向全发行已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没曾想后来又走向了世界。
“那是1966年，《语录》在大陆已十分流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希望能看到这本灼手的书。他们通过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一些工人和学生对此纷纷提出要求。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语录》出口事。
“10月，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同志来报社联系《语录》出口事宜。他们通知我们说，中宣部已经批准出口我们这本《语录》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修改‘前言’。
“11月8日，他们再次来电话，说香港读者迫切要求出口《语录》，等不及修改前言了。并说外办廖承志同志报告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已批准给香港发一付纸型。他们已经将‘内部发行’字样去掉了。先出口三万册。希望我们尽快修改好前言，交他们出版，以满足海外读者的需求。
“11月18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又向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打报告，希望尽快赶印《语录》出口本，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语录》已有际书店向我所订货10万册，香港订货8万册，我所已于一个月前向人民出版社提出印制出口本20万册的计划……语录出口问题长此拖延下去，势必造成重大的政治损失……
“当时不能落实出口的主要问题是前言和‘内部读物’问题，当时，‘内部读物……
[续《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上一小节]’已不是问题，再印时去掉字样就行了。1966年底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发表后，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八个月时间，中际书店已向全世界117个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尼希里、波斯等十四种文字的《语录》共80多万册。
“此外，有些家因等不及我翻译的各文字的《语录》出版，就自己动手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法、意大利、日本、德、希腊、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老挝、马亚西亚、北加里曼丹、刚果（布）、西班牙、芬兰、朝鲜等家，用英、法、日、僧伽罗、泰米尔、马拉雅拉姆、乌尔都、老挝、印地文、旁遮普、芬兰、朝鲜、孟加拉等二十四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中法，早在1966年1月，《前言》还署名‘总政治部’时候，就在巴黎翻译、出版、发行了法文版。日本从1966年11月——1967年3月，也是在《语录》内部发行时期，就翻译出版了四种日文版《语录》近三十万册。瑞典从1967年到1969年《毛主席语录》印行了六版。
“最近杂志上披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有一位英籍华人，英光华书店董事经理邓家祥先生，现在经营着英乃至欧洲最大、最有影响的中书店。据他本人讲，他就是靠卖《毛主席语录》发的家。1966年，他正在英读书，他利用休息日在伦敦海德公园出售中书刊。他说：我在海德公园出售最多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几千本、几千本地被人们买去，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足有20多种版本。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以阻碍交通为名，不准我在那售出。’邓先生索在伦敦办起了中书店，并且从此名扬海外。”
在田晓光留存的有关语录编纂方面的一大堆资料中，有这样一页打印文字，这在当时，不过是对一项具工作的指示，但20多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它证明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这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
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
“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田晓光对我说：“第一，看来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主席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们编的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用‘语录’传播哲人思想，并不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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