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指摘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争辩不足以消除这些毫无根据的猜疑，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们的虚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苏格拉底的清白无罪吗？
我已经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学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仲甫（独秀）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那是使中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主张。同时，哲学教授胡适之（适）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作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结果，全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几年之后，教育部并下令全小学校一律采用白话为教学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籽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就发育滋长。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
这里让我们追述一些往事。一个运动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与后果。在知识活动的蓬勃气氛下，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学生之中发展开来。我曾经谈过学生如何因细……
[续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上一小节]故而闹学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政治思想的影响，同时青年们认为中的迟迟没有进步，并且因而召致外侵略，应由清廷负其咎，因此掀起学表示反抗。
一次学于一九0二年发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即所谓罢学风。几年之后，这种学生反抗运动终至变质而流为对付学校厨子的“饭厅风”。最后学校当局想出“请君入瓮的办法，把伙食交由学生自己办理。不过零星的风仍旧持续了十五、六年之久。
表现于学的反抗情绪，固然渐成过去，反抗力量却转移到革命思想上的发展，而且在学校之外获得广大的支持，终至发为政治革命而于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
第二度的学生反抗运动突然在一九一九年（民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此即所谓五四运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到中，说欧战中的战胜已经决定把山东半岛上的青岛送给日本。青岛原是由中租借给德的海港，欧战期间，日本从德手中夺取青岛。中已经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毫无疑问地应该归还中。消息传来，举騒然。北京学生在一群北大学生领导下举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千学生举行群众大会，并在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接受丧权辱的条件，高喊“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打倒卖贼！”写着同样的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
当时的北京政府仍旧在军人的掌握之下，仅有民主政和议会政治的外表，在广州的中山先生的民以及其余各地的拥护者，虽然努力设法维护辛亥革命所艰辛缔造的民主政制，却未著实效。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打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
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学生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
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是有几个学生终于蒙过政府的耳目，透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机构发出一通电报。这电报就是五号上海各报新闻的唯一来源。
五号早晨报纸到达我手里时，我正在吃早餐。各报的首页都用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新闻，内容大致如下：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简短新闻外，别无其他报道。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覆，但是杳无消息。于是全市学生开始罢课，提出与各团相同的要求，同时开始进行街头演说。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沿着南京路挨户访问，劝告店家罢市。各商店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就把店门关起来了。许多人则仿照左邻右舍的榜样，也纷纷关门歇市。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警察干涉无效。
罢市风声迅即蔓延开来，到了中午时，全上海的店都关了。成千成万的人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男女童子军代替巡捕在街头维持秩序，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女童子军来维持人汹涌的大街的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是一件新鲜的事。中人和外人同样觉得奇怪，为什么群众这样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
几天之内，罢课成为全的风。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业机构全都关了门。上海是长江流域下游的商业中心。这个大都市的心脏停止跳动以后，附近各城市也就随着瘫痪，停止活动，倒不一定对学生表同情。
租界当局听说自来厂和电灯厂的雇员，要参加罢工，大起惊慌。后来经过商会和学生代表的调停，这些人才算被劝住没有罢工。各方压力继续了一个多星期，北京政府终于屈服，日三官员辞职，全学生释放。
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歇止以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就在著名的西湖旁边，临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影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动学生闹学，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慾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他最后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我因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这副重担。我于是在七月间偕学生会代表张焘乘了火车，前赴北京。到了北京大学，初次遇见了当时北大学生，以后任台大校长的傅孟真（斯年），现在台湾任史馆长的罗志希（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
我到校之后，学生团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当时的演说中，有如下一段：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之围困德时，有德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民书曰：‘增进德之文化，以救德。’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暴风雨过去以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九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由总务长理校中庶务。原有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此后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来校担任客座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的思想界，自由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战后欧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介绍进来的。各式各样的“主义”，都在中活跃一时。大而论，知识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径前进，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一九一七年俄革命的鼓励而向往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辞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成为中共产运动的领袖。
在这同时，许多留学欧美大学的杰出科学家，也纷纷回，领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教员与学生都出了许多刊物。音乐协会、艺术协会、育协会、图书馆学会等等纷纷成立，多如雨后春笋。教授李守常（大钊）并领导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北京报纸附栏，称这研究会为“马神庙某大学之牛克斯研究会”，不过作为嘲笑之对象而已。马神庙者北京大学所在地也。此时北大已经敞开大门招收女生。北大是中教育史上第一所给男女学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学府。教员和学生在学术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气里，工作得非常和谐而愉快。
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到达全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抄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无不纷纷响应。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共产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
（摘自《20世纪中纪实文学文库：苦难与风流》，柯灵主编，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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