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就不高兴了。作家想：文章要字通了，马就是马，什么是“马能行”呢？但是，演员们熟悉这一套旧词儿，也好唱，就给人家这样改了。作家就生气。这是双方都没有好好研究。闹了脾气，彼此越来越不团结了。所以双方都应当辩论：我这句太文了，不是老百姓喜欢听的，咱们改嘛！但是，二哥，我可不要你这个“马走战”。你这么改不行，要商议商议看，看看有没有既比我这个学生腔好，又比你这个“马走战”好的呢？这样子合作就有好的结果。作家对演员写的也是这样，演员写的本来很合辙押韵，很通俗，作家却给改的别别扭扭，唱起来难懂。所以双方必得辩论。这种关系不限于演员跟作家，也适于演员跟群众，因为现在群众正在大量地创作。我们下乡下厂，不一定遇见一个作家，但是很可能遇见许多正在那儿创作的群众。那就很好了，我们自己也写，大家也给我们写。彼此的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你写得的可以一个字不动了，或者我写得的可以一个字不动了。需要大家进行辩论，拿这个真当成一件要事看待。在前几年在北京有过一个gāocháo，新曲艺创作的很多。后来呢，又来了个低潮。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词儿没写好。写的本来空洞，又加上“马能行”等就更空洞了。所以群众就不愿意听了。我们要矫正这个错误。我们必须拿出好作品去。我们写打苍蝇，也要把它写好，打蚊子的也写好。这样，我们才真正是为人民服务了。双方面就去掉了主观，双方面都不要骄傲。
新词都难免粗糙一点。头一回写嘛，不能像那些老段子那么成熟。这不要紧。我们须一面写，一面演，一面加工。我们写新词，不能不抓紧时间。在新的时代，一日千里，明天即与今天不同了，不抓紧写不行。一段除四害，用三个月工夫写，写完了，人家已是四无乡了，那么这段子还有什么用呢？写扫盲，又写了半年，写的很好，可是唱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文盲了。我们的社会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不能等。只有一边写，一边唱，一边加工，才能解决问题。而且，当时的思想和当时的感情是非常可宝贵的，必须抓住。我们曲艺工作者是尖兵，有新事必须马上写，写了就唱，不能等。我们是尖兵，若是我们写的东西，老落后半年，怎能解决问题呢？这怎么是尖兵呢？遇见问题就马上应战，我们要有这种气魄。不要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不要怕写了打苍蝇，苍蝇没了，这段活儿就没用了。不要这样打算盘。这是为个人想，不是为集体利益想。我们现在讲技术革新，大家都在发明创造。今天我发明了这个，明天你又在我这个基础上发明了那个，老是不停地前进。你不能说这第一个发明就是浪费。你不能这么说：真糟糕，你看我发明了第一个，他又发明了第二个，这不是浪费了我的时间吗！你不能这么打算盘！堆罗汉的时候，总得有打底的吧？要都不打底，在半悬空里怎么堆呀？所以我们不能算那个个人主义的账，不要想写一段作品就吃一辈子！要是五百年后，还用今天除四害的段子，岂不糟糕了么？那就是说社会没进步，现在写除四害，五百年后还除四害呀！我们要算社会主义的账，不算个人自己的账。
对于传统的曲目，要从新估价。不是因为我们懒而用旧的。我们要重新看一看，旧的有多大价值，不是因为它旧，它老就要它；也不因为它旧就不要它。我们要杜甫，因为杜甫是好嘛！但是杜甫的作品里也有不很好的东西。不要认为旧的就都坏；也不要以为旧的就都好。不要在新旧上看事情，而要看看它的价值。看一看，我们唱出这个旧段子对今天有什么好处。我们学旧的正是为了发展新的。旧段子也好，新段子也好，里边没有真东西就不要。新段子有时粗糙一点，不甚精致，但是有真东西就好。什么是新东西、真的东西呢？生活！这里有生活，我们就保留它。这次我们演出来的新词，有些是情节很简单，都有生活。譬如有些新的段子，并没有什么热闹故事，可是有生活，叫我们一听，就知道它的作者确是跟人民在一道生活的。段子不怕粗糙一点，以后再加工嘛。但是就怕空的。生活是从群众而来，我们脱离群众，就写不出生活来。其次，要有形象。这也由群众而来。老套子如：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等，现在都用不上了。新套子慢慢也会变旧套子。现在一个女售货员也好，女社长也好，女司机也好，都是一笑两酒窝。我觉得酒窝未免太多了，又成了套子了，这又是懒惰。不去创造，按着真实生活中的形象去创造。怎么创造形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到群众中去，我们是能够看见新的形象、创造新形象的。我们的旧段子里，人物形象往往借用戏曲里的。咱们说诸葛亮，往往用京戏的诸葛亮扮相。咱们说李逵，也按着舞台上的去形容。在这里，曲艺欠了人家一笔债。我们没有创造，往往借用人家的。因此我们说《隋唐》或《明英烈》的人物往往一个样子。现在，京戏也跟新歌剧《白毛女》学了。白毛女既不像白蛇，也不像穆桂英。她就是《白毛女》。那么我们也不要跟别人学了。我们要自己创造。只要我们下乡、下厂，跟工农一道，我们是能创造出新的形象来的。让别人跟着我们来学吧。现在，话剧、京戏都要演新戏，地方戏也要演新戏。假若他们没办法，不知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好，让他们借咱们一段鼓词看看吧。这个应当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要有这个雄心。第一次可能创造的不完善，不太好，慢慢加工，就把他们创造出来。我觉得生活和形象是我们创作中的最要紧的东西，我相信，曲艺跟群众结合是这么密切，我们一定能在这两方面有很大的贡献。
在深入民间，学习生活，创造形象以外，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学习。特别是评书。譬如，说评书说到恋爱，现在我们的作品里，讲到恋爱，已不似《白蛇传》啊、《祝英台》啊、《红楼梦》啊、《西厢记》等等。在我们的新作品里，对恋爱只交代一下就算了，因为我们的婚姻自由了，祝英台式的悲剧已不见了。祝英台的反抗就是对那时代的革命，向封建势力作激烈斗争。我们的社会，婚姻恋爱都有自由。所以小说里就不多费笔墨了。评书演员说新书，我想就利用这个机会，生动地引用《婚姻法》。我们要是能够交代清楚，我们是怎么自由，我们的《婚姻法》有多么好，群众就喜欢听。说到战争也是如此。说《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这些个新书，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毛泽东的战术、战略思想。要不然，我们不会把这些书说好。我们若只说机关枪嗒嗒直响，大炮咚咚直打，而不提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台底下必不满意。谁不愿意听毛主席的话呢？我们说《三国演义》不也得交代诸葛亮的策略吗？我们说革命斗争，说革命战争，必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管是说是唱，都要掌握这个。要不然，就不能抓到革命战斗致胜的根儿。抓到这根儿，我们就理直气壮，说吧，没错！
对于修改旧段子，也要掌握政治思想。否则只把旧段子这里改一句、那里改一字，不能解决问题。政治思想明确了，修改的时候才有准则。
我们创作要大胆一些。以往，常有这个毛病：看见《三里湾》，就赶紧写个“四里湾”，我们不应再这样去作。我们希望我们写的每一个段子都有创造性。这次会演，有许多新段子，都有些创造性。但是，以后可能有人照猫画虎，改头换面去复写。要知道，摹仿别人，是对不起人民的，人民在大跃进中天天创造奇迹，我们为什么要摹仿呢？
就是在文字上，也应大胆些。一般的说，鼓词多数是以七字句为基础。我们要大胆一些，因为词句有了变化，就带动了音乐的创造。假如字多了一点，突破常规，伴奏的人就非创造新腔不可。故去的京剧的权威王瑶卿先生就是这样子，他欢迎人家写不合乎常规的戏词，好创造新腔。在语言上，不要那么死板。要考验考验伴奏者。写词的人，若是敢用新的词汇，演员们也不要保守，伴奏者更别保守，怕唱起来不顺口。只要词儿好，我们就应该设法唱出来。在押韵上，也要变化多一些，不要过两句就有个“说端详”。文化提高了的群众，听过两个说端详，就会摇头了。我们写工人创造一个新机器，一开篇就是“我请列位听端详”，似乎就与这桩新人新事不大调谐。在大跃进中，新的东西不久就普遍利用。乡下原无电灯，不久就都有电灯。那么跟电灯有关系的名词就应当放胆来用，不用就落后了。一些名词都在人民口里说出来，而我们还不敢用，我们不是太保守了吗？我甚至想到（我是有点乱说呀）：可不可在恰当的地方，不管西河大鼓，还是别的曲种，把一个群众欢迎的新歌加上去唱呢？当然，这可能是驴chún不对马嘴，可也不妨试试看！群众不欢迎就拉倒；同样的，考虑考虑，可否加上一段朗诵、一首新诗呢？乡间普遍地创造新诗、新歌，我们为什么不应朗诵朗诵呢？前些年，京韵大鼓，特别是小姑娘们唱，往往加上一段二黄。我说这不大好。这是抄袭人家的东西。而且那是旧东西。我们这唱新词，加上一首新歌，加上一些新的音乐，加上一些人民刚写出来的诗歌、民诗，就与加二黄不同了。当然了，群众要是不欢迎，咱们下次就不再来。人民若是欢迎呢，好，再加上嘛！我觉得我们应当大胆些。连写词的时候都应当这样写。文化越高，新的东西也就慢慢成为喜闻乐见的了。当初，人民只有大鼓、相声等。现在乡间也有电影、也有新歌曲！这些新的东西，也变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了。不要以为人家没有别的东西，只得听我的。现在人家有别的东西，假如我们不向前跃进，人家会去看电影，不听我们的了。我们要跟电影等竞赛竞赛！你会唱新歌？我们也会！我还可能教教你咧！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究竟有些被动。我们要往前赶，要扩大阵地！当然，唱着唱着西河大鼓，忽然来一段《茶花女》也许不行！要弄得合适！我小时候，北京的京戏最盛，还没有电影。评剧也还在乡下。所以街上都哼“我本是卧龙岗……”小孩也哼，大人也哼。你看，现在他就不是这样；大家也唱《白毛女》了，也唱新歌了。别认为老师怎么教的，我们怎么唱，就尽到责任了。不行啊！我们应怎么样大胆改革，那就要看群众的风向与气候怎么样了。学新东西不丢人。别说：“哎呀，你看我那些老玩艺要搁下，得去追人家！”现在京戏不也演《白毛女》吗？能说演《白毛女》是丢人吗？不能！这是一种发展嘛！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我们应当把这个看清楚了。的确，我们的先生与前辈是很好。好在哪里呢？大概是他们有些创造。不要老吹师父好，而忘了师父在当时有创造，而且我们不创造就对不起师父。我们要超过前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敢创造即不敢吸收新东西，而我们的老一套也就衰落。
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表演上，考虑多快好省，不乱讲排场。譬如说，一个人清唱，而有七八个人伴奏，似乎人就太多了，不经济。我不是说这个形式一定不好，不过拿多快好省来衡量，就不太合理。假如一个人唱，八个人伴奏，然后打锣的站起来唱了，这个唱的人，又去打锣了，九个人都能唱、能伴奏，我就佩服了。这九个人是多面手嘛！当然，我这是外行话，可能说的不对。我就觉得韩起祥同志，一个人唱，自己奏几件乐器，腿上还绑着乐器，才真够劲！此外，有的曲种已经有了戏曲的雏形，应当考虑怎么样改革。拿二人转说吧，我很喜爱它。演员化了装，有歌、有舞，我想它应归到戏曲里边去。这不是什么结论，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它已经具有戏曲的形式，假如往那边发展，有利于二人转。二人转往往由一个人演唱三四个人的事。这很好。假若两个人出来能唱五六个人的事，那也很好。这是我们最精炼的一个剧种。我想它的发展，不是变成多少场的大戏，而是要保存这一个人能唱三个人、三个人能唱九个人的传统。这最合乎多快好省的原则。使它算作曲艺显然有不太合适的地方。算作曲艺，它吃了亏。在唱腔上只有那么个上下句，单调了些。假如它往戏曲里走，它即可以大胆丰富腔调。现在他站在曲艺里，难免因陋就简。我也想到：一个人分扮三个人物，若能三个人物各唱一腔，各唱一个牌子，岂不更能代表三个人物么？不知我说的有点道理没有，请考虑一下；反之，我们定要说它是曲艺，而且减掉化装与舞蹈，不是越来越简单了么？不是发展，反是简化了么？
关于曲剧的问题，在小组会上有过讨论。这个问题不要看的太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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