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力，只是教许多人不懂而已。可是，在“蹲”和“站”之外，还有个“骑马蹲裆式”；它既非“蹲”，也非“站”，而是另一个姿态——半蹲半站。北京话里还没有一个能够概括地形容出这个姿态的字。我们只能说“骑马蹲裆式”，别无办法。假若我能够在北京的土语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一定利用它，因为它具有足以形容既非“蹲”又非“站”的姿态的特殊能力。同一理由，假若我在别的方言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也会借用过来，介绍到普通话里去。
上述的例子说明了我个人以后怎么选择地运用土语。这是说，我不再随便乱用我所熟悉的土语，而要经过考虑，决定何去何取。这也说明，我并不一笔抹杀一切土语，而要披沙拣金地把值得保存的保存下来。作家们要是都这么作，就能洗炼出许多生动的，明确的，和富于表现力的词汇，丰富我们的语言。提倡普通话并非要求大家因陋就简，写出千篇一律的呆板文章，而是一方面要使语言纯洁，不许土语方言泛滥成灾；另一方面要使语言更丰富更健康。
（三）我须怎样创造语言。作家有权创造语言。但是，创造语言不等于毫无选择地乱用土语。那不是创造，而是偷懒取巧，其结果是使语言越来越混乱，不利于语言的统一。这也就是说，语言的创造不是标奇立异，令人感到高深莫测，越读越糊涂，而是要在大家都能明白的语言中出奇制胜，既使人看得懂，又使人喜爱。在普通话里，我们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随便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意见：像“无边木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类的诗句，里面都是些极普通的字，而一经诗人的加工创制，就成了不朽的名句。在王安石的诗草里，我们发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是经过几次圈改，而后决定用“绿”字的。最初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圈去“到”字，改为“过”；然后又改为“入”，又改为“满”，换来换去，才找到最好的一个字——“绿”。啊，普通话里有多么大的潜在力，等待作家们去发掘啊！我们都知道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是多么通俗而又多么富于表现力啊！这些例子虽然因为用的是浅显文言，究竟和现代的白话有个距离，可是这种创造方法还是值得学习的。
是的，我们的文章往往写得平平无奇，死板无力，有的人归罪于我们的语言太简单，有的人说这是受了普通话的限制。其实呢，我们是没有下够工夫，没有尽到从普通话里创出新生力量的责任。因此，我们有时候就不能不求救于一向不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语言支持门面。“潺潺”呀，“熊熊”呀，是我们自有白话诗以来就惯用的词汇，可是值到今天，我也还没听见哪个工人或农民说：“溪水潺潺”或“熊熊的火光”，而且连我这个知识分子至今也还不明白溪水怎么潺潺，和火光怎么熊熊。我有这样的感觉：“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类的句子比“火光熊熊”似乎更新鲜可爱一些。随便利用半死的文言，正如随便利用方言土语，正是我们不负责创造的表现。不要再说我们的语言太简单吧，事实上是我们的生活太简单了，所以找不到话说。不要怕运用普通话受到限制吧，事实上只要我们肯精心创造，我们的普通话里就有无尽的宝藏。
以上是我对怎么运用普通话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与愿望。我愿意按照自己的体会，不但拥护推广普通话的办法，而且热心地这么去练习写作，尽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应尽与能尽的力量。不过，我的体会也许不大对，那就要请求大家来批评帮助了。
载一九五五年《北京文艺》十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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