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碎的小事，无关宏旨。所知越少，越容易被细节琐碎所迷住。《春华秋实》与《西望长安》皆犯此病。赶到写《女店员》的时节，我就留了神，不写婦女商店怎么由筹备到开幕，也就是说不按过程安排情节。它虽仍然不是一本出色的作品，可是比较活泼生动了。我把婦女解放这个重大问题与婦女商店联结起来，从小见大，从隅反映全局，气势就大了一些。我再说一遍：它不是个出色的剧本。不过，在写作方法上，它矫正了一些我以往死抱住运动过程的毛病。
由上面所说的看来，我的失败不在于我要写当前的新事物，而是在于对新事物了解得不够，写作方法也欠妥当。这么看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文学创作必须与当前的事物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这就是说，把今天的事搁置起来，过了十年八载再去动笔描写。时间隔得长一点，就更容易看清楚一点。
这个看法对吗？我看是也对也不对。假如我们是生活在另一社会里，这个看法也许很对，因为那里的人们只要求新的刺激，以免镇日无聊。新的刺激未必含有多大的道理，所以放在一旁，看看再讲，也许有些好处。在另一方面，我们跟前的一切并非新的刺激，而是分秒必争，与时间赛跑的跃进。我们眼前天天出现的新事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要事。我们若不抓住这些新事，及时宣传，我们就耽误了今天，而且不易了解明天。我们应当抓紧时间。等等看的办法，那么，就不一定对了。
前面说过，我不反对十年二十年前，或者五十年前的事。可是，我并不因此而甘心放弃今天。抓住今天的题材，而且能够写得好，作品的价值一定不比写革命历史较小，假如不是更大。我绝对不轻视作品的艺术性。主张时间距离者总以为使事物沉淀一下，是有利于艺术处理的。可是，我也知道，事过境迁，很难再找到当时的感情，这对艺术性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损失。艺术的创造虽不全靠感情，而一时的感情确足以产生作品，有时候还是很好的作品。我晓得，有的作家因为等待事物的沉淀，久久不动笔，及至自信已把十年八年前的事物看清楚，可又写不上来了。他找不回来当日的感情。尽管作家不都如是，可也无法因此而否定这一事实。再说，随时留心观察事物与随时想写一些什么，其间是有距离的。只有真要去写些什么，才会极其留神地去观察。这对作家有很大的好处。极其留心地去观察时事，对了解昨天与明天的事物都有帮助。尽管一次未能写好，可也还能够明白一些有关的问题，心里亮堂。这难道不好吗？
有人以为写目前的事物容易劳而无功，因为在跃进的社会里，一日千里，变化太快，今天的新事到明天即变成了旧的。我看，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随时抓到新的事物。要不然，就无法积累经验，与时代齐步前进。明天的事物是今天的事物的发展，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关心今天，而且写成作品，即使写得不太好，也是积累经验最好的办法。今天的失败也许正是明天的成功之母。
是的，我们需要杰出的作品。但是，杰出与否不完全决定于作品酝酿时间的短长，和写旧事或新事。每个作家都有与众不同的写作方法与习惯，不可勉强。有的作家十年写一本书，有的作家同时创作几本作品。写旧事未必一律成功，写新事也未必就都失败，要看作家努力如何。我不敢要求大家都写眼前的新人新事，我爱读历史小说什么的呀。可是，随时关心新人新事，而且随时试写，是一定有些好处的。
作品首重人物。我没有创造出典型的人物来。但是，与新人物接触，给了我莫大的喜悦。见到他们，我好象看到了新社会的灵魂。我不冷静地去访问他们，把他们当作写作的资料。我是怀着一片虔敬的心情去接近他们的，我尊敬他们，热爱他们！我写得成作品与否倒是次要的，我首先要学他们的如何为人，如何积极工作。他们感动了我，我愿以他们为良师益友。这样，我才不会只记录他们说了什么，只看他们的外表如何。我要找到他们内心的光彩。剧本的对话是我写的，不是死板地记录他们的语言。我要以我的语言表达出他们内心的美丽。于是，对话虽是我想象出来的，可是多少能够表现一点他们的性格。
抓住性格，人物就容易发展了。人物怎么作事比作了什么事更为重要。怎么作事是与性格密切相关的。
热爱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热爱今天的人，我们就不愁写不出东西来。
载一九五九年《北京文艺》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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