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书
亭林为学宗旨，具见《与人论学》一书。曰：“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过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于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盖先生力矫当时好高无实之病，故言之切近如此。然张蒿庵与先生书，即谓：“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尝轻以示人。其所与门弟子群言而谆复者，何一非性命之显设散见者。苟于博学有耻，真实践履，自当因标见本，合散知总。心性天命，将有不待言而庶几一遇者。故性命之理，腾说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于人不可也，末始不可验诸己；强探力索于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优裕渐渍以俟自悟。如谓于学人分上了无交涉，是将格尽天下之理，而反遗身以内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则行亦有所未尽。将令异学之直指本体，反得夸耀所长，诱吾党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当虑也。”(《蒿庵文集》)蒿庵名尔岐，字稷若。山东济阳人。亭林作《广师》(见《文集》)所谓“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者也。若蒿庵之言，亭林固无以难之也。后之汉学家，每好举亭林此文，以为攻击宋儒言心言性之利器。不知是特一时对症之药，而乃认为万世不易之方，则非独不知宋儒，抑亦未为能知亭林也。
二 郡县论
自来儒者好言封建，而亭林《郡县论》(见《文集》)则曰：“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又曰：“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故以为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当时陆桴亭亦谓：“封建之制，虽足以维持永久。然其主仅存，而中原之民，无日不争地争城，肝脑涂地。郡县之制，虽足以苟安太平，然寇贼一讧，而天下瓦解。故莫若有封建之实，无封建之名，存郡县之利，去郡县之弊。”(《桴亭文集·答王登善封建郡县问》)所见正自相同。然是特言其制而已。而吾有取于亭林之说者，尚不在此。亭林曰：“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之上，已然矣。圣人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困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困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下之公也。”(《郡县论》五，参看《郡县论》二)夫公私之说，难言之矣。任天下之自私乎，其势则至于相争；绝天下之自私乎，其势必至于相弃。相争则乱，相弃则穷。穷也，乱也，皆公之贼也。是故有私则无公，人之所知也；无私则亦无公，人之所不知也。有私无公，专制之所以倾覆也；无私无公，共产之所以不可行也。夫孔子之言大同也，亦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已。若欲不亲其亲而亲人之亲，不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则不可得也。夫亲其亲，子其子，私也；亲人之亲，子人之子，公也。然而亲人之亲子人之子，则必自亲其亲子其子始。今亭林曰：“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又曰：“天下之私，天下之公也。”世有虚张高论，以为至治有公而无私，而日日责人之公，适乃以成其一人一党之私者。得此言，固足以箝其口矣。吾是以特表而出之。
第六章 张杨园
张履祥，字考夫，号念芝。浙江桐乡人。所居曰杨园里，故学者称杨园先生。生明万历三十九年。九岁丧父。母沈氏，授以《论语》、《孟子》，谕之曰：“孔子、孟子亦是无父儿，只为肯学好，便做到圣贤也。”及长，从黄石斋问学。继谒刘蕺山，受业为弟子。然虽出蕺山之门，而所学不必与师合。尝辑《刘子粹言》一书，专录蕺山矫正阳明之语。而作书与沈上襄，直言：“喜怒哀乐未发以前一段疑义，初于先师语录闻其说而悦之。已而证之朱夫子与湖南诸公一书(书见《朱子大全集》)，深悔前时所见之失。”(《杨园文稿》)则杨园之学，实得力于紫阳。其时亦称道蕺山者，特不肯显背其师说耳。其后梨洲以绍述蕺山，鼓动天下，杨园即曰：“此名士，非儒者也。”陈乾初确(海宁人)，蕺山之高弟也，作《大学辨》以申阳明之意，杨园既驰书争之，而与他人书，尤咨嗟太息于乾初之溺于姚江而不复反(并见《杨园文稿》)。夫即其不满于梨洲、乾初，知有不能尽同于蕺山者也。然吾读其《初学备忘录》、《备忘录》，谓：“为学最喜是实，最忌是浮。”(《初学备忘录》)又谓：“心要实用，力要实用。”又谓：“道理须是举目可见，举足可行，方是实理。功夫须是当下便做得，方是实功。”(以上《备忘录》)盖见时流讲学之风，始于浮滥，终于溃败，思欲以笃实矫之。故闭门潜修，屏绝交往。即士之来学者，一以友道处之，而不敢一受其拜。曰：“入一人声气，便长一傲字，便熟一伪字，百恶都从此起矣。”(《备忘录》)曰：“窃怪近之学者，轻于自大。动以昌黎抗颜、伊川尊严为比。不知昌黎已自失之，伊川之德，何可及也。”(《文稿·与凌渝安书》。渝安名克贞。乌程人，杨园讲学之友也)观此，杨园持躬之谨，存心之虚，固足为一世之模楷矣。抑其学又非仅以躬行而止也，其《与王寅旭书》曰：“今日言学者，往往有人。约而言之，两种而已。重致知者，薄躬行为无足取，此则所谓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者也。尊践履者，忽穷理为不足事，此则所谓浅陋固滞，而不能进于高明之域者也。”(《文稿》。寅旭名锡阐，吴江人。亭林《广师》谓“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而《备忘录》亦言：“吾人平日为学大指，专守孔门博文约礼之训，以终身而已。读书穷理，博文之事也。切实践履，约礼之事也。”是则躬行穷理，兼提并顾，言体而必及于用。杨园之在当时，与桴亭、亭林诸先生，亦不能有异焉耳。特其指斥阳明太过，谓：“观其言，无非自欺欺人之语。”又谓：“一部《传习录》，吝骄二字足以蔽之。”杨园尝称康节之言：“凡人为学，失于自主张太过。”以为平恕可破纷纷同异之论。今于阳明如此，无亦有惭于平恕乎。虽然，其曰：“学者始初一步，路头错不得。于此一错，终身受病。贤者悔而知返，不肖者执而弥坚。悔而知返，枉却前功。执而弥坚，害己及物。”(以上皆《备忘录》)后之学者，正又不得不深念此言也。
杨园亟称许鲁斋“学者以治生为急”之语。曰：“能治生，则能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廉耻可立，礼义可行。”(《备忘录》)故本诸身试，著为《农书》。曰：“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今日言及，辄笑为鄙陋。是以廉耻不立，俗不长厚，祸乱相寻，未知何已。”(《农书》)吾观《文稿·与吴仲木书》、《与许大辛书》、《与吴汝典书》、《与颜孝嘉书》，皆以坐食为戒，而深惧以不能自立之故，累其志气。盖先生尝言：“人知作家计，须苦吃苦挣。不知读书学问，与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吃苦挣。”(《备忘录》)此苦吃苦挣四字，真先生吃紧为人处也。且自士与农分，学者视仰食于人为当然，而诿劳力为贱人之事。于是庄生有《诗》、《礼》发家之讥(《庄子·外物》)，荀卿有呼先王求衣食之刺(《荀子·儒效》)。古昔且然，而况于后世乎。是故陆梭山之居家制用(见《象山全集》)，吴康斋之躬耕力食，皆欲反浮惰之风，归之本务。正不独鲁斋以治生为急语学者也。杨园之教，盖犹此用心而已。杨园所著，有《经正录》、《愿学记》、《问目》、《初学备忘录》、《备忘录》、《训子语》、《言行见闻录》、《近鉴》、《农书》、《文稿》等，门人辑之以为《杨园全书》。甲申之变，杨园尝缟素不食，入清竟以布衣终，年六十四。
第七章 李二曲
李颙，字中孚。陕西盩厔人。家在二曲之间，人称二曲先生。父可从，崇正十四年以应募从军，死于襄城之役。时中孚年十五。家贫无力就师，母彭氏教之识字。中孚心自开悟，从人借书观之。悉通经史百家二氏之学。既弃去，从事静坐观心，大有所得。故顾亭林谓“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广师》)。盖的评也。盩厔令骆钟麟闯中孚之贤，踵门请学。既，骆迁常州守，迎中孚南下，讲于东林。继讲于江阴、靖江、宜兴。及归关中，陕督部臣迭荐于朝。清圣祖必欲致之，中孚称疾不起。大吏强舁至省，中孚绝粒以死自誓，乃得放归。由是闭居土室，不与人接。唯顾亭林至，一款之而已。晚年，移居富平。年七十五卒。门人王心敬，辑其著述并讲学之语，为《二曲全集》二十六卷。又《四书反身录》十四卷，则清圣祖西巡时，中孚命其子进呈者。而早年所著《易说》、《象数蠡测》、《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帝学宏纲》、《经世蠡测》等，皆不传。
中孚之学，得自心悟，故纯然陆、王家法。其平生所持以教人者，曰悔过自新说。而曰：“同志者苟留心此学，必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夫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察，正致良知之教也。故在常州，府学博问阳明良知之说。曰：“此千载绝学也。”(《汇语》)在富平，或问良知之说何如。曰：“良知即良心也。一点良心便是性，不失良心便是圣。若以良知为非，则是以良心为非矣。”(《富平答问》)不独是也。中孚亟称王龙溪、罗近溪(近溪名汝芳，江西南城人。其学出于颜山农)。此皆当时所指为王学之末流，以禅冒儒之罪人，而独有心契，即其门户可见也。然中孚亦自有其弥缝王学之失之处。曰：“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富平问答》)曰：“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传心录》)言本体而必及工夫，此其弥缝王学者一。曰：“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盩厔答问》)曰：“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答顾宁人书》)曰：“理学经济，原相表里。”(《答许学宪书》)言体而必及用，此其弥缝王学者二。而吾以为其言之最平亦最实者，莫如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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