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未禁之先，铜又多费，而适以昂其价，直速其私毁，故既禁黄铜之后，白铜甚多，皆奸匠销毁制钱，搀药煮白，以成器皿，其弊四也。
按禁铜之令，自古行之。汉贾谊以为七福可致，唐刘秩有五利之说，考之前史，并申禁令。若我朝铜产丰饶，矿冶之利，自足以流转而不穷，原无藉民间所有之铜，以充鼓铸。然欲绝私铸私毁之源，不得不严铜器之禁。雍正四年，严禁造用黄铜器皿。是时每铜器百斤，官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而赢铸钱除工料外，以每串为银一两计之，实止得八两四钱有奇。故同一禁铜也，古者专欲为利于上，而我朝之暂行于一时者，专欲止弊于民。海望请罢铜禁，恐其扰累于民，然苟能严饬官吏，何至累民？且行之数年，铜器收毕，胥吏亦无可骚扰矣。至于黄铜，能变而为白铜，自当并红铜白铜而禁之，不当因此而并黄铜罢之，海望李绂二疏，论者终以李疏为是。
邱家穗铜钞议曰：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行者，非患其太简，而失之重，即患其过繁，而失之轻也。要存权为母子之制，而简以统繁，繁以分简，俾其轻重兼行，以相为流通而已矣。今天下之钱，大率准于汉之五铢，唐之开元。而无前代甚轻甚重之患。然犹虑其势日趋于轻，而不足以为重者，以其一文仅当一厘之用，繁而不简，分而无统，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窃见自汉武令诸王侯制白鹿皮为币，而后人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会子、宝钞之法，皆自一贯至百千贯，以代现钱之用，究其为制，不过方尺之纸，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数十百钱之物，其费省于钱十倍，而利用无疆，又不啻过之。顾楮之为弊也，用劳而易毁，质薄而难全，而其上刊有定式，专视区区之印文，以为照验，即使制造者极其工致，而传染未几，已归于断烂而不可以复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屡取而更造之，而新陈出入之间，动多诈伪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曾未及中叶，而已渐轻渐减，其后一贯之钞，不足抵一二文之用，竟以字迹漫灭，滥恶不堪而罢。盖以累朝数十百年之永利，而终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窃谓钞法之废久矣，苟欲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纸币之虚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为止，而其孔中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意。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之弊，用是杂行于散钱之中，有钞为母，以统钱之繁。有钱为子，以分钞之简，既不若前明宝钞之易烂，而又可收宋元交子会子之用。其亦庶几古人作轻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钱法之靡也欤！
按铜钞与古人之铸大钱无异，此法非严禁铜立造伪之赏，殆不可行也。且至于当百而止，则民犹未便，岂若纸钞之无穷乎？
彼特患霉烂耳。不知易于霉烂者，因其制作苟简，而行用多也。若钞值既重，则行用较少，尽可装潢成卷，藏之以函，又岂患其易弊哉！且既行纸钞，又可兼铸当百大钱也。
陆世仪曰：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愚谓今后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了然，无耗损兑折之弊，亦一法也。又曰：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州处，设立银特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如来者，纳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
高珩曰：铸当十当百之钱，则可以轻赍而远行矣。
按铸大钱设银券，皆与钞法相辅者也。若既行钞，而复铸当百之钱，则钞可自二贯起，而二贯以下，悉用大钱，百钱以下，悉用小钱，不患于零折之难矣。又造百贯以上之钞，即可当银券之用，而得古人飞钱之遗意。以钞收买民间之铜，而铸钱极其工巧，则私铸者无利而自息，铸大钱者尤必选最佳白铜，镂为龙凤文，费本与价值略相当，则私铸无利，禁民间行用铜器：则私毁者无所售，而亦自息，此诚利国足民之要务也。财用既足，则仁政可以次第举行矣。旒尝拟时务策十数篇，观者颇不以为非，后阅诸书，则前人多有先我而言者，特所论有详略耳。因不欲存。惟钞法一事，疑者十人而九，前人亦罕有论及此者，陆中丞《切问斋文钞》，贺方伯《经世文编》仅载铜钞之说，而为纸钞之利，则未之及，故详考诸书，反覆思维，求其有利无害之方，著为此编，以就正四方有道焉。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也！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
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
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
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援。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
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
谁人可慢？何事可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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