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往攻明矣。而如洋人练兵制造之精，其君臣相与讲求，日新月易，未尝稍息，而独不肯轻易用兵。其视通商各口，皆其利薮，意尤护惜之。彼不言战，何为迫使战乎？凡和有三：曰定岁币之等差，曰议聘使之礼节，曰辨称号之崇卑。洋人通商二十余年，从未较论及此。咸丰七年，广东用兵，而上海、宁波通商如故。次年，天津用兵，即广东通商亦复如故。其苛索兵费，但以为因此用兵，兵费即取偿于此，始终通商而已。每一滋事，增加口岸，遍据要害，所争莫大于是。更不得以和论。至于守之为义，由皇古至于今日，由天下至于一家莫能废也。中国沿海九千余里，大小百数十口，虎门、大沽并称天险。道光二十五年，三口通商以后，洋务办理，已有成局。增修虎门炮台，为善后之计，费至数百万。咸丰七年，洋人直入，一毁无余。咸丰九年，天津防堵，良将劲兵，高垒巨炮之用，终亦不能持久。至于广东展转贻误，而有宁波之失，金陵展转贻误，而有镇江之失。延及咸丰七年，广东省城为洋人袭入，扰及天津。洋务遂至穷于办理。此其成迹亦略可睹矣。今且遍及内地，设立公使，驻扎京师，曾无藩篱之隔。故臣以为守者，经国之常略，而非目前防海之胜算也。
窃谓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应付之方，不越理势二者。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我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者也。彼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许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斯之谓势。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伏见列朝平定准噶尔、布鲁特方略，以至仁诛暴逆，而坦然一示以诚，招携怀柔，委曲深至。乾隆二十九年，西疆乌什之叛，办事大臣某某，已戕于贼，追咎肇衅之由，谴及其子孙。嘉庆二十五年，回疆之变，参赞大臣某某，经回民控诉，逮问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肃诱杀撒拉番民，亦经控诉，逮问督臣某某。所属回番各部，拊循处理，务使持平，惟恐一夫称屈。允为列圣控制中外之成规，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因应之宜。斯之谓理。
臣惟洋人之强，与其逼处中国，为害之深，远过于前代。而其借端陵藉，乘衅要求，中国与之相处，其情事亦绝异于前代。处之得其法，其于各口税务，及学馆教习，及练兵制器诸大端，洋人相与经营赞画，未尝稍有猜忌。处之不得其法，则议论繁多，变故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事，易事变成难事，以致贻累无穷。窃见办理洋务三十年，中外诸臣，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汉唐，绥边应敌，深谋远略，载在史册，未尝省览。洋人情势，尤所茫然，无能推测其底蕴，而窥知其究竟。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亦不能不内恤人言，周章顾盼，无敢直截办理。臣以庸愚，为众论所诟讥，何敢再有陈奏。然窃计今时关系天下利病，无过于洋务。直隶督臣李鸿章，两江督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练习洋务，至精至博，用能力筹富强之术。而于交涉洋务亦皆深得体要，维持保全。如臣才识短乏，而自道光二十二年办理洋务，据所见闻，证以前代事迹，深有悟于中外交接之义，沛然不疑于其心。疾病昏愚，无能自效，而其理固有可言者。谨就今日办理洋务机宜，略具四条，可以见之施行。伏候圣明采择。
一、国家设立军机处，为出政之所，中外事机，悉归裁定。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之设，一仿军机处章程。遂与军机处并立。其时恭亲王实司总理，可以专制。兼因交涉洋务，多持正议，不愿与闻。今已办理十余年矣。察看西洋大势，总理衙门，当遂为国家定制。颁发上谕，及一切处置事宜，不能不归军机处。军机大臣未经奉派总理衙门行走，茫然莫知其原委，是非得失，无从推求。臣愚以为军机大臣，皆应兼总理衙门衔名，庶几讨论情势，通筹熟计，以期有所裨益。
一、西洋通商，向止广东一口。嗣是沿海开口，以及奉天，内达江西、湖北。法兰西分踞安南，与广西接壤；俄罗斯出入西北各口，遍及陕甘及山西。英吉利又议云南通商。其四川、贵州、河南交涉教案，层见叠出。目前无洋务交涉，独湖南一省耳。必能谙悉洋情，办理始能裕如。于此稍有惶惑，一视若荆棘之在其身。其始过持正论，其后展转翻异，迷误必多。故今日人才，以通知洋务为尤要。自与洋人通商以来，事变数出，多因华洋交涉案件，争辨纷纭，而办理归结处，总在讹索赔款，广开口岸。此其命意之所在，无知预防者。动辄积嫌生衅，激成事端，展转以资其挟制，而使遂其欲。推原其故，由地方官不知洋情。既以构衅为能，而多加之粉饰，又以了案为屈，而更益以推延。似此情形，施之民间讼案，含忍受冤，即亦无辞。施之洋人，必至多生事故。故臣以为考求洋务，亦无他义，通知事理而已矣。汉诏出使绝国，与将相并重。当时所急者，不过折冲樽俎一日之间，实不逮西洋关系紧要之万一。伏愿皇上考揽人才，勤求方略，期使中外诸臣，勿存薄视远人之心。以洞知其得失利病之原，忍辱负重，刻自砥砺，以激励士大夫之心，而奖成士民奋发有为之气。外筹应接之术，内立富强之基。在朝廷一念之斡旋而已。
一、驻扎西洋公使，万非今日急务。其间惟美利坚之金山，中国流寓数万人，左近?必噜及西班牙所属之古巴，兼有招工事宜，足资办理。此外各国，全无凭藉，而恃数万里外之使臣，因事与之辨争，事理稍有虚饰，困辱立见。即有能者，亦徒以有用之才，虚弃之无用之地。将来海道开通，中国商人能赴各国设立行栈，有可经理之事，渐次选派大员充当公使驻扎，自不可少。此时出使通好，委无关系。而既经奉派出使英国，各国相援为例。正虑此后出使岁必加多。臣以为考求洋务，中外诸臣，必宜留意，而出使则尽人可以差遣。窃计各部寺院二三品以下堂官，类能谙悉体制，讲求应对。朝廷以息事安人为心，奉命出使，谁敢不尽力。应请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岁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亦与寻常出使同等。务使廷臣相习为故常，不至意存轻重。而于洋情事势，亦不能不加研究，以求备国家缓急之用。其为裨益必多矣。
一、西洋公法，通商各国，悉依本国法度。中国刑例，有万非西洋所能行者。当时议定条约，未能仿照刑例案酌添通商事例，以致会审公所，一依西洋法度，以资听断。中国一切无可据之势。惟当廓然示以大公。凡租界滋事，依洋法办理，州县地方滋事，依中法办理。其视洋民，犹中国之民。视办理洋案，亦犹办理中国之案。先期化除畛域之见，以存中国一视同仁之体。其间交涉洋务，上谕奏摺，应发抄者，概行发抄，使天下晓然知事理之平。其有委曲周旋，亦能窥见朝廷之用心，以知事理之得失，非独以释士民之疑，亦足以折服洋人之气矣。以上四条，于办理洋务要略，未能详及。而先务通知古今之宜，以求应变之术，熟鉴中外之势，以息人言之嚣，自可渐次讲求控御之方，推行富强之计。要求其归，理势二者，深筹远揽，无以逾焉者也。有宋大儒程颐论事，必折衷一是。其言当时朝廷有五不可及，一曰：至诚待敌国。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方今时势艰难，财力支绌，洋案多一反覆，即国家多伤一分元气。维持国体，全在先事防维。事端一出，补救无从。此后更难与处。臣久病衰颓，委无材用，足应国家之急。断不敢希图以语言效用，供人指摘。审量洋情事势，则实有确不可易者。冒昧上陈，言辞拙直，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奏请禁烟第二疏
窃臣于光绪三年二月初八日，具奏设法禁止鸦片烟一摺，至今未奉批谕。窃惟国家兴利除弊，关系重大，未易轻议整顿。鸦片烟为害中国，共五十年。通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其害日广，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特诏严禁，至激成海疆之祸。而吸食者愈多。至咸丰九年，例禁已开，更无顾忌。臣于此时，复为禁止鸦片烟之议。人皆知其难行。而臣揆之事理，验之人心，顾独以为至易。盖使国家严立科条，责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扰累百姓，其终必至愈禁而愈开。使人民自为禁制，以奖励其廉耻，而激发其天良，则动于诏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积弊亦将自除。此臣熟筹深计，而决知其必然者也。谨就愚见所及，略具数条，敬为皇上陈之。
一曰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摺议禁鸦片烟，以清理学校为先。所有文武职官及举贡士绅，一例示限三年。自属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节，实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骤戒者。惟当责成各地方官，清厘整饬。万不可搜剔窥伺，及开揭告之风。其绅民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无庸示禁。盖此次议禁之意，在严绝其将来，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几人心不至惊惶。即督抚大吏，因病吸食，亦可无忧反噬。朝廷但有觉察，无难处办。至于学校出身之阶，正本清源，端在于是。自府县试互结，即须以鸦片烟为首禁。应纂入《学政全书》，万不宜丝毫宽假。此权衡人情之大端也。
二曰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摺叙述陕甘云贵山西四川等省，栽种莺粟情形。沿西数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内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种植莺粟。有滁土台土之名，向皆销行内地。是各省多种一亩莺粟，即民间多增一亩之害端，国家亦多废一亩之生产。臣在京师，闻山西抚臣鲍源深请禁栽种莺粟。出省阅兵，各州县先期拔去驿路两旁莺粟一二亩，改种禾麦。相传为笑。近年吏治废弛日甚，欺诬粉饰，莫知为非。非得督抚臣深体朝廷之用心，切实推求，断绝根株，万不能有裨益。此严禁栽种之大端也。
三曰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朝廷明示例禁，督抚下其令于州县，即授其权于书差，乘势苛扰，得贿包庇，其害且有不胜言者。自咸丰时开鸦片烟之禁，旋禁旋开，又旋加禁，亦复无此政体。臣之愚见，以为当时开禁，仅及民商，官绅仍照旧禁止。是今日之设禁，与咸丰之开禁，用意正属相同。而一以劝戒为义，则差役之骚扰不能不先示严禁。但有因事生风，借禁烟为名，稍事讹诈，应听民人呈控。交涉书差者，立行拿惩，交涉地方官者，亦立与严参。总期使民间实受禁烟之利，而不至虚贻禁烟之害。此严防胥吏之大端也。
四曰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近年广东设立劝禁鸦片烟会，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间私议，有劝导之功，而无董率之责，其势不足以振发人心。应饬各省督抚臣，举派在籍公正知事体绅员一二人，使专司示禁鸦片烟之责。以次责成各府州县及学官，各举派总办一人，帮办二三人，仍由府绅总其成，以达于省绅，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设立公局，开支经费。但由地方官及各绅民，捐资广制戒烟方药，分散四乡，责成各族族长，稽查一族，各乡乡长，稽查一乡。督抚即因以推知州县之奉行与否，及各府县绅员之得力与否。一除粉饰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恻然推以至诚，绅民未有不感动踊跃，自为禁制者。此举派稽查之大端也。
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窃查鸦片烟之盛行，在道光中叶以后，风俗人心，因之日趋于浇漓，水旱盗贼，相承以起，贻患至今。是鸦片烟之为害，不独耗竭财力，戕贼民命实为国家治乱之机一大关键。是以道光中设为厉禁严刑，原属惩奸之要义，立法并无稍过。惟当纪纲废弛，风俗颓败之余，法令愈严，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整齐之令，寓诸从容劝导之中。而人心?法已甚，其骤难禁革之积弊，尤应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变计。其法即取贩卖鸦片烟之利，以为禁烟之资。凡贩运鸦片烟土者，无论城村市镇，概准厘税加征五倍，永不停免。亦责成绅员，互相稽查。一由厘局征收，而酌提为制造方药之费。其各省栽种莺粟者，亦皆示限严禁。各视土地所宜，责令改种五谷。其田土有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种二十亩以上，酌提一半充公。佃者出自业户之意，全数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责成更佃。不遵办者，亦全数充公。二十亩以下，勒限惩责。其充公之田，各就其乡添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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