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而忧之，昧昧而思之，焦然无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颠，盖出于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释其忧思也。然虽如是，其遂足以释其忧思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其数无穷，则吾躬之忧患亦与为无穷。君子敢于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要皆为此恻隐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决心于革命，孰非由恻隐之心所发者。人必不忍其同类之死亡屈辱。而历史之所纪，父老之所传，亡国之惨，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恻隐者也。人心醉而未由醒之，浊而未由清之，目击蚩蚩之民，辛苦憔悴，为人践踏，乃无异于牛马草芥。顾身受者不能自脱，坐视者莫知所救。此抚现在而生恻隐者也。由既往而至现在，其每况愈下，已如此矣。由现在而推将来，其将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欤？抑穷则变，变则通，剥极而复欤？此思将来而生恻隐者也。德之不建，民之无援，使人陷于沉忧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郁积以成革命之决心。是故其决心至单纯也，至坚凝也。心之所向，无坚不摧。有一日之闲暇，则旁皇如无所归。有顷刻之逸乐，则??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忧烦而致宁静者，惟劳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无他，恻隐之心能使人宅于忧患，而于安乐去之若将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无他道焉。充实其恻隐之心而已。苟其心悬悬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则身处富贵，适使其??不宁之心为之滋甚。至于贫贱，则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于贫贱。吾一人又何择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盖仁者必有勇，于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恝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虽万死而不辞。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至宽裕之度量者能由之。由恻隐之心而生之勇气，能使威武为之屈。讵有屈于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恻隐之心者，则贞固之节，入水火而不渝，必不于生死去就之际，有所迟回以玷其生平也。虽然，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屈于威武者，惟小人之所为耳。卓荦之士，克自振拔，常不为其所羁。吾今乃于富贵贫贱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为名誉。无贤无愚，咸耽于是。虽以仲尼，犹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则几等于口头禅矣。夫名者，实之宾。名非有累于人也。然而于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之无所不至，以名之不己属，因而灰败者有之矣。甚则，因而变节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争名之故，君子之相忮，甚于小人之相残。坏植败群，于今为烈。名之为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于未扩充其恻隐之心而已。诚使恻隐之心而能扩充，则好名之念未有不为之克灭者。余小子不敏，尝服膺于王阳明之言。每读其《答聂文蔚书》，未尝不为之叹息也。夫聂子之言曰：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其信道之笃，已可谓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阳明之意，则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不信。盖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于吾身。所以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已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以祈天下之信已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执拗而为之。良由疾痛迫切，虽欲己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为至诚也。使人能以此心为心，则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无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己无与也。天下非之，终必祈其志之得行，于己亦无与也。悠悠之毁誉，宁有所轻重于毫末耶？
夫富贵贫贱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虽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从者也。至于名誉，其得之之乐，有甚于富贵。失之之苦，有甚于贫贱。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则又过于威武。前三者为常人所不能免，后者则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扩充其恻隐之心者，则此四者不拨而自去，而其心乃纯一而不杂矣。夫纯洁者必有勇，所谓无欲则刚也。恻隐之心迫于内，则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斯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也。义理之勇，其可见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 人情莫不乐生而畏死。以生之有可恋也。若夫为恻隐之心所迫，则接于目，充于耳者，皆颠连无告者之忧伤憔悴之色，与其呻吟之声。既不忍于旁观，又不能拯之出于水火。吾何为生于此世乎？则弥觉生之可厌，而未见其可恋也。夫以生为可厌，则其不畏死无难矣。然人情莫不恋其所亲。吾人于此，岂独无所感乎？顾天下人之爱其亲，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亲，而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亲乎？吾于家庭之际，至难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际之难同于我，或什百千万于我者，则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爱亲之心迸而合于爱同胞之心，死志决矣。自以力之微，无以致其爱于同胞，又无以致其爱于其亲也，以一死绝其爱焉。而于其将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亲也。于此知爱亲之心，与爱同胞之心，实为一物而无间于公私，而纯然恻隐之心是也。
二曰不惮烦 志于革命者，以死为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责。故未死者之责任，不可以不尽也。常人乐生而恶死。哲人反之，则恶生而乐死。其所以恶生而乐死者，以惮烦故耳。世之昏浊甚矣！阳明有言：“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而行其自私之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而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亦无怪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人情之险?若此！孤洁之士，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绝人逃世，同其身于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而自杀。其次，则险谲之士，操老子之术，以柔制刚，以静制动，颠倒一世之人，而巧于自全。又其次，则为乡愿，同流合污，阉然而媚于世。夫老氏之徒与乡愿，皆习知人之情伪，以巧于不败之地。其为自私自利，无足论。至于绝人逃世者，迹则高矣。然推其用心，由于惮烦。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见所由生，在于未充其恻隐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恻隐之心者，则必不为一己计，而为众人计。目击天下之纷纷藉藉，祸乱相寻，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当其际，而无所却。即令所接者无所往而非倾险之人，所处者无所往而非阴郁之境，而其至诚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间。忧患虽深，不改其度，事变之来，不失其守。阳明所谓言语正到快意时，截然能忍默，意气正到发扬时，翕然能收敛，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盖观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应万变而不穷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烬煨。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性其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则饭也。待革命以苏其困之四万万人，譬则啼饥而待哺者也。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薪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飨之。
○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
自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昌明以来，?绅之士，荷篑之夫，稍知爱国者，咸以革命为不可一日缓。此国民心理之进步，而国家盛强之动机也。然尚有鼓其讠皮说，诋毁革命者。其立说皆诡弱而不足以自存。其稍足以淆人听闻者，不外二说。其谓今日之政府已进于文明也。然凡稍知民族与政治之关系者，皆知主权苟尚在彼族之手，则政治决无由进步。故此说决无成立之理由。其二则谓革命可以召瓜分。而谓各国方眈眈于我，一有内乱，必立干涉。而国随而亡。为此言者，自托老成持重，而以逆臆之危辞，恫喝国民，沮其方新之气。于是别有怀抱者，乐于便托此说以自文饰。即真有爱国之诚者，亦荧于听闻而摇惑失志，其流毒所播，不可谓细也。今欲外审各国对于中国之方针，内度国民之实力，?口极论，阐明革命与瓜分，决无原因结果之关系。且正因革命，然后可以杜瓜分之祸。愿爱国者相与研究此问题，而悦然于解决之方法也。本论分二大段。前段论瓜分说之沿革，后段论革命与瓜分之无关系。
○第一瓜分说之沿革
瓜分之原因，由于中国之不能自立也。中国不能自立，何以为瓜分之原因？以中国不能自立，则世界之平和不可保也。各国争欲均势力于中国。势力相冲突，常足以激成世界之大战争。于是有一国谓势力之不均如此，不如分割之，俾各得其所。于是倡瓜分主义。又有一国谓势力既不平均，若言瓜分，则滋忧也。于是倡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甲午以后，庚子以前，瓜分说极炽之时代也。庚子以后，至于今日，开放门户保全领土说确定之时代也。一言以蔽之，中国未至于瓜分者，列国势力平均主义之结果也。（庚子以前，因势力不均而至于言瓜分。庚子以后，因势力不均而至于言开放、保全，始终均势问题也。）而解决之法，后与前异。以上举其概要，以下逐项释明之。
（一）中国不能自立之原因。自立者何？能自以内部之力，完全独立之谓也。故自立与孤立有别。持锁国主义，孤立无邻，谓之自弃可耳。决不能自立于今日国际团体之内也。而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盖自满洲篡位以后，禁绝中国人与外国人交通。以通商为厉禁，放逐传教师于国外，戮人民之私奉外国教者。人民有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其与外人交接也，觐见之礼，以三跪九叩首为一大问题。初以献俘之礼待之，后以藩属之礼待之。此康熙以来之政策也。道光之际，有鸦片之役。咸丰之际，有联军之役。光绪之际，有甲午之役。中更丧乱，贱外之心变而为畏外仇外。于是奖励和拳，宗室王大臣为其首领。揭扶清灭洋之帜，以招八国之兵。迨乎北京失守，狼狈西遁。此后又一变而为媚外。然交欢于甲，失欢于乙。朝三暮四，外交之丑劣，至此为极。综满洲政府之对外政策，不出二端。前者为倨慢无礼，后者为反复无耻。以至有今日。然则，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之秉政，可决言者也。闻者疑吾言乎？试取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
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四章《支那之外交》有云：
（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征服支那而建清朝，专从事鼓吹国人之排外思想。今日欧美人恒言支那人之排外思想，为其同有之性质。不知鼓吹激动之思想者，实满洲人也。盖满洲人欲以少数之民族制御大国，永使驯伏其下。因而遮断外国之交通，杜绝外来之势力。其结果，遂致使支那人有强烈之排外感情。勃克曰：满朝势力之确立，全由于锁国政策。然其衰落，亦恐坐是也。可谓名言矣。）
以上古芬氏之言也。亦可谓旁观者清矣。更观庚子之役，联军既破北京，各国会议善后处分。德国首议处罚元凶。美国答之曰：
（此役暴徒之首魁，即政府诸宗室元老也。故宜先改造清国政府，后乃议处罚之。）
此言诚洞悉当日事变之真相者。去年日清谈判之际，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于东邦协会演说有云：
（支那之政府，专以苟且姑息为治。惟企革命之不起，欲割地事人以保社稷。谓外交上柔能制刚，利用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而无信义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