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求贤才指出治理不足的话，审查政令辨别不当的指示，可见皇上征求意见的心情。如果满足了我贬逐奸臣豪强的愿望，以前的弊政就会被革除；保存皇上富国利民的志向，恩惠就会广布全国。能分清治理方法的好坏，可以接近古代贤君的政绩；礼乐制度得以遵行，国家就和谐了。管仲的方法，还不是天子应取的；严尤论述的，也没有最好的谋略；人才的考察，没有比考察官吏更重要的；羊祜的平定方略，不如虞舜用文德感化。这些都不是最好的德政，皇上不需效法，哪里值得对皇上说呢？对于那些关系国家安危、预示国家存亡的，我请求为皇上竭诚分析、强调一下。
我上面所说“古代圣王的治理，那榜样并非不可企及”，是指只要皇上慎重思考，努力实行，始终不松懈就行。按《春秋》所说，元是万物的开始，春是一年的开始。《春秋》用元来称第一年，把春字写在王字前，是表明帝王应像奉行天道一样，来慎重地对待开端。又列举季节来表示一年的终结，列举月份来表示季节的终结。《春秋》在没有事件的情况下，也一定写下起始的月份来记载季节，表明帝王应该奉行天道，来慎重地对待终结。帝王治国的起始和终结都一定要取法于天的原因，是因为天不断运行。
皇上如能慎重地对待开端，又能慎重地对待终结，努力地治理，勤勉地施行，就能治理好国家使人民宽厚，清静随顺但不违法度，发扬使人民富足的大业，光大建立公正的高风，哪有三代贤君互相重复的弊病、诸子伪学逐渐盛行的问题呢？
所以我说：“只看用什么办法去达到罢了。”
我上面说到“任用贤才，兢兢业业，起早贪黑，应贬逐身边的小人和奸臣，任用可做栋梁的重臣”，认为这是皇上应忧虑操心的大问题。我听说帝王忧虑不该忧虑的事，国家一定衰弱；不忧虑应该忧虑的事，国家一定危险。皇上不问我们国家存亡，朝廷安危，我不知道皇上是觉得我们微贱不值得参与重大决策呢？还是太忙没有考虑到这上来呢？否则，为什么不忧虑应该忧虑的事呢？我认为皇上应首先忧虑的事，是宫廷将发生变乱，朝廷将出现危险，国家将遭灭亡，全国将发生动乱。这四方面，国内已经有了苗头，所以我认为皇上应先忧虑这些。国家大业创始艰难，守业当然也不会容易。
太祖皇帝奠定了基础，高祖皇帝付出了辛劳，太宗皇帝开创了大业，玄宗皇帝又发扬光大，一直到皇上，已有两百多年，中间既不断有明哲的治理，也不断有忧虑和祸乱发生，没有不任用贤人、亲近正人君子而能使国家兴盛的，只要一天不考虑这些，就有可能国家灭亡，成为祖宗的耻辱、万年的憾事，按《春秋》所说，帝王的职责，在于体察天意来正确治理。
过去董仲舒对汉武帝把主要的都说了，有没说到的，我愿为皇上补充论述一下。
继承先帝帝位时史官一定要写登基，这是用来表示即位是正当的；皇帝去世一定要记载去世的地点，这是表示是寿终正寝的。所以当帝王的，他说的必定是合乎正道的举措，他掌握的必定是不折不扣的权力，他接近的必定是正派的人。
《春秋》说：“守门人杀死了吴国子爵余祭。”直接写他的名字，是批评他疏远贤人，亲近受过刑的人，有不合君道的行为。希望皇上不忘祖先开创国家的辛劳，记住《春秋》继承先帝帝位的告诫。
使法令严明的开端，应说合乎正道的话，实行正道的举措；杜绝篡位杀帝王的发展，就应掌握不折不扣的权力，接近正派的人。疏远宦官，亲近正直的人，宰相们能独立掌管朝中的事务，百官能履行他们的职责。为什么让身边五六个人独揽了全国的政务，对外地单独用皇上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朝内窃取了皇上的权力，在朝廷作威作福，在全国横行霸道，百官不敢指责他们的行为，皇上不能制服他们的恶意，灾祸在宫中酝酿，阴谋在身边产生，我担心曹节、侯览又产生在今天，这是宫廷将发生变乱了。《春秋》说“：鲁定公在第一年春天做了鲁王。”没有称正月的原因，是《春秋》认为前王不能寿终正寝，那么后王也不能算是正当的，所以说“鲁定公没有正月”。现忠臣贤人不能成为皇上的亲信，宦官独揽废黜拥立皇帝的大权，使故世皇帝不能寿终正寝，也使皇上不能正当即位，何况皇太子还没有决定，祭祀还没举行，将军宰相的权力没有归还，正确的地位尊卑没有确立，这是国家将出现危险了。《春秋》说“：王札子杀死了召伯、毛伯。”按《春秋》的惯例，臣子互相攻杀不记载。这里记载了，是看重他独占了君王的命令。上天授予的叫天命，君王发布的是命令。接受天命却又丧失了，是不合君道；侵占君王的命令并独自占有，是不合臣道，君不合君道，臣不合臣道，这是国家遭灭亡了。
《春秋》说，晋赵鞅率领晋阳的军队不按命令进入了晋都，写他进入，是因为他能驱逐国君身边的坏人来使国君安全，所以《春秋》褒奖他。现在皇权遭侵夺，藩镇横行霸道。如有不懂臣下大义的，首先叛乱的将用使国家平安作为名义；不探究《春秋》深义，动武的将借口驱除恶人。那么刑罚就不归皇上掌握了，征讨一定会由藩镇掌握，这是全国将发生动乱了。因此樊哙闯门流泪进谏，袁盎拦着车陈辞，京房因愤怒而被处死，窦武不怕献出生命，这都是皇上明明知道的。
根据《春秋》，晋狐射姑杀死了阳处父，却记载为晋襄公杀死了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国君泄露了他的话。晋襄公不能保守秘密，阳处父因此被杀死了，所以《春秋》贬斥他。皇上泄漏意见，臣下就不敢全心全意；皇上泄漏事情，臣下就不敢都说，因此《传》有臣下受亲近却不说直话的记载，《周易》有丧失性命反而坏事的告诫。现公卿重臣，不是不想对皇上说这些，是担心皇上不能采纳。忽略而不采纳，一定会泄漏他的话，臣子说了不被采用，一定会因此遭殃；这只会堵塞正直臣子的嘴，增加奸臣的威风。所以忠臣想说出全部心里话就有丢命的担心，想说明全部意图就有反而坏事的顾虑，徘徊抑郁，想等待皇上醒悟，然后再竭诚劝谏，皇上为什么不在上朝后的闲暇时间里，不时到旁边的宫殿里，召见贤明的宰相和老臣，询问应变防祸的计谋，访求挽救危亡动乱的办法，堵塞阴谋邪恶的通道。贬斥身边邪恶的臣子，抑制他们侵权威逼的野心，恢复他们守门清扫的劳役，遵守他们应该遵守的法纪，操心他们应该操心的事。虽已不能治理好以前的事，但应治理好以后的事；不能端正开始，应该端正终结，这样就能够虔诚地奉行前代经典，能经承先帝的大业，发挥贤才的作用，没有起早贪黑的忧虑了。
我上面说到“如果要赶上三王五霸的政绩，继承祖宗的伟业，应借鉴古代的兴衰，明晓现在的成败”，我听说唐尧、夏禹任帝王国家大治的原因，是能够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时机地提拔人才，不妨碍他们履行职责，不侵夺他们的权力，任官只看他的才能，只有贤人才亲近，贤才在手下即使微贱也一定提拔，四凶在朝中即使势力大也一定要处死，考虑安危，辨明取舍。秦二世，汉元、成皇帝，都想使国家像有唐和有虞，使自己像尧和舜，但终于失败灭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安危的关键，不知道取舍的标准，不任用重臣，没认出坏人，不亲近忠臣贤人，不疏远奸臣。只要皇上明察唐尧、虞舜兴盛的原因，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借鉴秦、汉灭亡的原因，作为现在的警诫。皇上不要认为朝廷没有好宰相，百官没有贤才。现在法度还没废弃，刑法仍然存在，人民哪个不想做皇上的臣子，使现在成为太平盛世？皇上为什么忽视而不任用他们呢？有人任官没有才能，在皇上身边却并非贤才，凶恶得像四凶，狡诈得像赵高，奸邪得像弘恭、石显，皇上为什么害怕而不除掉他们呢？
国家已有归属，天意仍未改变，祖宗神灵保佑，贤臣怀有忠心，皇上想想这些吧！
过去秦朝灭亡，是过于残暴；汉朝灭亡，是过于软弱。过于残暴奸臣怕死就谋害君主，过于软弱强暴的臣子窃取了权力就威胁君主。我已看到敬宗皇帝不防备秦代灭亡的灾祸，不防微杜渐，希望皇上深思汉代灭亡的担忧，防止灾祸发展，那么祖宗的伟业可以继承，三王五霸的政绩就可以赶上了。
我上面说皇上“心里有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下面的情况被阻隔没能反映上来，政令有时不符合愿望，是因为皇上的恩泽受拦阻不能造福百姓”，百姓有深重苦难，皇上不能知道，皇上有爱护百姓的心愿，但百姓不能信服。我看到《春秋》写“梁国灭亡”却不写“被攻占”，是认为梁国是自己灭亡的，是认为当权者头脑昏乱、耳目闭塞、统治残暴，人们都当了强盗，他们却不知怎么办，终于自取灭亡。我听说君王尊显的原因，是看重他的国家，看重国家的原因，是他的人民存在。如果人民不存在，那么即使有国家也不能保证别人看重；国家不被人看重，那么君王也不能保持他的尊显。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百姓的愿望。
百姓是皇上的儿女，皇上应命慈爱、仁德的人看护、养育他们，像保姆那样关怀，像喂奶那样养育，像老师那样教诲。所以人民对官长，像对神灵那样恭敬，像对父母那样爱戴。现在有时却不是这样，皇上亲近权贵幸臣，他们按职务建立官署，任免官吏，豢养门客，皇上给他们金钱，给他们权势，大的统治一片地方，小的掌管一州，大官没有清廉慈爱的政绩却有贪婪的危害，小官没有忠诚的节操却有作恶欺骗的罪行。所以人民对于官长，像对豺狼那样害怕，像对仇敌那样厌恶。现全国人民贫困，到处都有流亡失散的人，挨饿的人没有吃的，受冻的人没有穿的，鳏夫、寡妇、孤儿、孤老没人抚恤，老人、小孩、患病者没人照顾，加上国家和军队的权力被皇上身边的人独掌，贪官搜刮民财来保持恩宠，污吏因为关系歪曲法令，喊冤叫苦的声音，上冲云霄，下入黄泉，鬼神为此怨恨发怒，阴阳就为此失调。皇上被人阻隔，人们不能去报告，士人无处归向，人民无处效忠。
官吏昏乱，人民贫困，到处都有强盗，国家崩溃的局势，担心马上就会出现。如果不幸又有疾病流行、灾荒出现，陈胜、吴广不单出现在秦代，赤眉、黄巾起义不单产生在汉朝，这就是我为皇上感到激动、痛心的原因。像这样老百姓即使有深重的苦难，皇上怎么能知道呢？皇上有对百姓像儿子样爱护的心愿，老百姓怎么能相信呢？使皇上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心里有没有想到的，这是必然的。我听说汉元帝登基初期，改变了七十多项制度，他的用意非常诚恳，他的声誉非常高。但法令日益紊乱，国家日益衰弱，坏人日益强大，百姓日益贫困，这是因为他不能选择、任用贤才，失去了对臣下的控制。自从皇上登基，为百姓们操劳，多次颁布诏令，全国人民，没有不敬仰赞叹的，都自己庆幸又从死路上得到了再生。希望皇上有始有终，以满足人民的愿望。如果能将国家的权力交还给宰相，将兵权交还给将领，废除贪官搜刮民财的政令，消除污吏看关系枉法的祸害，只亲近忠臣贤人，只任用正人直臣，不听信受宠奉承的人。挑选清廉、慎重、仁爱、慈惠的官员，用利益使他们勤勉，用仁爱使他们感到温暖，用孝敬和慈爱去教诲他们，引导他们遵行道德礼义，除掉堵塞耳目的人，沟通上下的愿望，使藩国欢欣，万民生息，那么就会心里没有不知道的，政令没有不使人信服的了。
我上面说到“想把人民都教化好，应先修身做榜样”，我听说德是用来修身的，教是用来引导别人的。君子修好自己的道德，人们不用劝告就会自己立德；用修身来引导他们，人们不用教诲都会跟随。君子如希望政令必定被遵行，所以就自己做表率；想人们都听从教化，因此用道来驾御他们。现在皇上以身作则但政令没被必定遵行，用道驾御但人们没有听从教化，是否建立教化没有掌握方法呢？建立教化的方法，应是君王用明智来控制，臣子尽忠心来实行。君王以了解臣子为明智，臣子以辅助时政为忠。了解臣子就应任用贤人并驱除邪恶，辅助时政就应巩固根本并遵守法纪。
不任用贤人用重赏也不能够勉励善人，不驱除邪恶用重刑也不能够禁止违法，根本不巩固人民就会流离失所，不遵法纪权力就会分散，这样想要人们听从教化，按教化施行，是不可能的。皇上如能贬斥奸臣而不偏袒近侍，提拔贤人不遗漏卑贱，那么教化就能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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