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你只是无病[shēnyín]罢了。这样的文章都是学司马迁《史记》每篇传记后面的那点儿小文章做的，须知司马迁每每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写完一篇传记又再写一点文章，只看《孔子世家赞》便可知道，这是第一篇佩服孔子的文章，写得很别致，有感情，有意思，而且文体也是司马迁创造的，正因为他的心里有文章。而韩愈王安石则是心里没有文章，学人家的形似摇头唱催眠调而已。我的话一点也不错。”
莫须有先生说完之后，他知道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觉得他胜任愉快。但事实上这样的播种子一点效果也没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余校长到底有余校长之乐，其乐尚不在乎韩文，凡属抽象问题都与快乐无关，快乐还在乎贪瞋痴，有一天余校长当面向莫须有先生承认了，因为莫须有先生这样同他说：
“先生，我觉得你这个人甚宽容，方面也很广，但我所说的话对于你一点好处没有，你别有所乐。”
“是呀！你以为我所乐是什么？我还是喜欢钱！可笑我一生也总没有发财。”
言至此，说话人确是自恨没有发财，莫须有先生很为之同情了，然而莫须有先生说话的兴会忽然中断了。余校长又悔自己失言，一时便很懊丧，莫须有先生则又鼓起勇气，人生只贵学问，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切过失都没有关系，不必掩盖，便这样提起他的兴会道：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快乐，喜欢算术难题。”
莫须有先生真个把他的乐处寻着了，于是他很是得意，这个快乐同爱钱财应该不同罢，是属于学问的，趣味的罢，总之是雅不是俗罢。而莫须有先生则又不然。莫须有先生笑道：
“先生的此快乐我也想表示反对。我看见学校编级试验出的算术文字题都很难，我知道是先生出的，而且我看见学生算不对，先生便很高兴，证明这个题目真个是难。倘若学生做对了，我想先生心里一定有点失望，对不对？”
“是的，这个确有此情。”
“我认为这是先生教学上的大失败！倘若要我出算术题，我要忖度儿童心理，怎样他们便算得对，使他们能得到算对的欢喜。这样他们慢慢地都对了。先生则是教他们错，万一他们对了，又养成他们的好奇心，不是正当的理智的发展。再说算术文字题都与算术这个学科本身无关，完全是日常生活上的经验。算术本身只有加减乘除，亦即和差与偌，不论整数也好，小数也好，分数也好，原则一贯，而在小学生，整数的乘除他们能懂得，分数与小数的乘除每每发生疑惑。“整数是积大商小，分数小数何以积小商大呢？”这是我自己做小学生时常发生的问题，因此应用分数乘除的文字题我总做不了，即做得了亦无非记得一个死法子而已，毫无意义。我想这是发展学生理智作用的最好的练习，当教师的要使得他们懂得加减乘除的原则是一贯的，如以1为本数，本数的2倍，3倍，4倍……写在左边，本数的1/2，1/3，1/4，……写在右边，知道本数求左右是用乘法，知道左右求本数是用除法，那么学生不容易懂得道理是一个吗？即是理智是一个。没有疑惑的地方。再说，我小时算年龄问题最令我糊涂，其实我想这应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先问学生，知道二数的倍与差求二数应该用什么方法，学生一定答曰以倍之差除二数之差，那么年龄问题正是偏差算法，用事实告诉他们这里的差是一定的，今年之差与去年之差与明年之差是一个数目，于是学生懂得算术本来简单，把经验上的事实加进去乃有许多好玩的题目，所以数学简单得有趣，事实复杂得有趣。我觉得这样才算得算术教学，练习以简驭繁。若专门出难题目，便等于猜谜，与数学的意义恰恰相反。”
这一番话余校长甚为感动，他在学校里带了六年级算术功课，从此大大的采取莫须有先生的教法了，确是很收效果。同事中还有一位先生，也想在此留个纪念。这是教务主任汪先生，其人有读书人风度，平常不大言语，不轻易同人来往，但不拘谨，而幽默。有一回，黄梅县长来校视察，战时当县长的多是军人，加之这个县长为人能干，具勘乱之才，且有勘乱之事实，威风甚大，先声夺人，人人都怕他，余校长不知为什么也怕他了，其实大可不必，而校长怕他，因之做先生的有点为难，县太爷来了，学校空气紧张起来了，余校长首先自己发现学校门口墙壁上没有“国民公约！”这是临时补写不了的！看了余校长仓皇失措，汪主任也确是发愁道：
“这真是一个大缺憾，但不是污点，没有关系。”
因为他的话空气忽然缓和了，大家都笑了，莫须有先生实在佩服他的态度，渐近自然。
余校长等于发命令，又等于哀求，觉得要做到故有命令之意，恐怕做不到故有哀求之情。他请诸位先生出大门——大约要走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迎接县长。其时同人集于校政厅，将服从命令，将出校政厅，校长前行，已出门槛，汪主任次之，尚未出门槛，而汪主任忽然站在门槛以内，向校长道：
“教员等就在这里迎接县长可以。”
汪先生的话是来得那么自然，其态度是那么和平，而其面上的幽默之情近乎忧愁之色，使得余校长忽然自告奋勇，他一个人赶快迎接县长去了，留了诸位先生在校政厅。从此懦弱的余校长也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样，他同县太爷谈话旁若无人了。莫须有先生真真的佩服汪主任君子爱人以德，不陷朋友于不义。以后每逢跨这校政厅的门槛便感激汪先生，——感激者何？莫须有先生的传记里头没有迎接县长之污点也。两年之后，莫须有先生曾访汪先生于其家，至今尚记得那个招待的殷勤，汪先生亦曾在莫须有先生之家小酌，那时县中学恢复，余校长同莫须有先生都换到中学当教员去了，汪先生则由主任迁为金家寨小学校长。不久汪校长受了地方强豪的压迫，县政府将其校长撤职，因而忧愤成疾，战乱之中死于家，生后萧条，孤儿寡婦无以为生，莫须有先生每一念及为之凄然。
莫须有先生专任的功课是五六年级国语。照学校习惯，一门主科，是不够一个教师应教的钟点数目的，故于主科之外得任一门或两门辅科。在定功课的时候，不是汪教务主任同莫须有先生接洽，是余校长親自同莫须有先生接洽，所以莫须有先生与汪先生相见甚晚，起初莫须有先生简直不知道学校有教务主任，以为诸事由校长一人包办。余校长替莫须有先生拟定的辅科是历史或地理，他以为这是决不成问题的，由文学家而照顾一下历史或地理有什么问题呢？太史公不就是文学家游过名山大川的吗？中国的历史不都是文学家做的吗？只不过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此时余校长尚未与莫须有先生认熟，故理想上以为如此）而逻辑上新文学家是文学家，故新文学家亦必担任历史或地理，总之余校长的意思以国文（他的国语的意思即国文）史地为一家子的事情，历任教员都是教国语兼教历史或地理，在定功课的时候他便这样同莫须有先生说明：
“我们想请先生教五六年级国语，另外教一班历史或地理。”
“历史地理我不能教。”
余校长听了这话，顿时感得新文学家真是名不虚传，即是说新文学家要摆架子，诸事要有否决权，不好惹，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竟遭拒绝呢？后来莫须有先生却是替他解决了困难，因为自然一科诸教师都在谦逊之中，而莫须有先生肯担任了，他所不能教的历史地理旁人认为是一桩好交易。抢去了。这样功课表顺利地通过了，只是给余校长留了一个问号，“他肯教自然？”这个他字代表新文学家，即莫须有先生。光隂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莫须有先生之为人余校长一天一天地认识了，他懂得莫须有先生肯担任自然之故，也懂得莫须有先生不能教历史地理之故，理由均甚正确，而且关系重大，关乎一个学问的前途，关乎国家的命运，简直使余校长感到惭愧，他深知自己是一个世俗之人了，对于真理是道听途说态度，有时在莫须有先生面前学莫须有先生说话而已。
莫须有先生担任自然，因为他喜欢这门功课，即是喜欢常识。莫须有先生后来成为空前的一个大佛教徒，于儒家思想数学习惯而外便因为他喜欢常识。他喜欢常识是从他做中学生时候喜欢实验来的。他记得他旋转七色板因而呈现一个白色的轮子，在透镜的焦点上放着的纸片因而烧着了，氢氧化合而成水，水分解仍是氢氧，其他如观察动植物标本，对于他都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产生了不可度量的影响。他常说，“人生如梦”，不是说人生如梦一样是假的，是说人生如梦一样是真的，正如深山回响同你親口说话的声音一样是物理学的真实。镜花水月你以为是假的，其实镜花水月同你拿来有功用的火一样是光学上的焦点，为什么是假的呢？你认火是真的，故镜花水月是真的。世人不知道佛教的真实，佛教的真实是示人以“相对论”。不过这个相对论是说世界是相对的，有五官世界，亦有非五官世界，五官世界的真实都可以作其他世界真实的比喻，因为都是因果法则。而世人则是绝对观非相对观，是迷信非理性，因为他们只相信五官世界，只承认五官世界的事实。须知绝对的事实便非事实，据物理学不能有此事实。物理学不能有绝对的事实，即物理学不能成立，因为“物”字是绝对的。“物”字不能成立，则“心”字成立，因为必有事实，正如不是黑暗必是光明。“心”字成立，则不能以“生”为绝对，因为世人“生”的观念是“形”的观念。“形”灭而“心”不能说是没有。“心”不能说是没有，正如“梦”不能说是没有，“梦”只是没有“形”而已。那么“死”亦只是没有“形”而已。据莫须有先生的经验，学问之道最难的是知有心而不执着物。知有心便知死生是一物，这个物便是心。于是生的道理就是死的道理，而生的事实异于死的事实，正如梦的事实异于觉，而梦是事实。莫须有先生生平用功是克己复礼，而他做中学生的时候科学实验室的习惯使得他悟得宗教，即是世界是相对的。由相对自然懂得绝对，于是莫须有先生成为空前的大乘佛教徒了。但莫须有先生教小学生常识功课，决不是传教，他具有科学与艺术的修养，只有客观没有主观了。他认他是最好的小学自然教师，得暇自己到野外去替学生找标本，却是没有一个学生肯陪同莫须有先生去。有时纯同爸爸去。
莫须有先生不肯担任地理，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不会绘图。
莫须有先生不肯担任历史，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徒的原故。历史无须乎写在纸上的，写在纸上的本也正是历史，因为正是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的历史最难讲，当然要懂得科学方法，最要紧的还是要有哲学眼光。中国民族产生了儒家哲学，儒家哲学可以救世界，但不能救中国，因为其恶业普遍于家族社会，其善业反无益于世道人心。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但骥不是无力，是不称其力，儒家应以二帝三王为代表，最显明的例子莫如禹治水，禹治水以四海为壑，是何等力量！这个力量不以力称以德称。三代以下中国则无力可称。而其德乃表现在做奴隶方面。百姓奴于官，汉族奴于夷狄，这个奴隶性不是绝对的弱点，因为是求生存。夷狄征服中国之后，便来施行奴化教育，而中国民族从来没有奴化，有豪杰兴起，“黄帝子孙”最足以号召人心，以前如此，以后也永远如此，而夷狄也永远侵入中国！而夷狄之侵入中国是因为暴君来的。而暴君是儒家之徒拥护起来的。因为重君权。而暴民又正是暴君。于是中国之祸不在外息在内优，中国国民不怕奴于夷狄，而确实是奴于政府。向夷狄求生存是生存，向政府求生存则永无民权。宋儒能懂得二帝三王的哲学，但他不能懂得二帝三王的事功，于是宋儒有功于哲学，有害于国家民族，说宋明以来中国的历史是宋儒制造的亦无不可。中国的命脉还存之于其民族精神，即求生存不做奴隶，如果说奴隶是官的奴隶不是异族的奴隶。宋儒是孔子的功臣，而他不知他迫害了这个民族精神。中国的历史都是歪曲的，歪曲的都是大家所承认的，故莫须有先生不敢为小学生讲历史，倒是喜欢向大学生讲宋儒的心性之学。
再说莫须有先生教国语。名义上莫须有先生教的是小学五六年级国语，应是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实际上则是十五岁至二十岁的大孩子不等。这些大孩子大半是在私塾里读过《四书》同《诗经》《左传》的，同时读《论说文范》，买《鲁迅文选》《冰心文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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