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请以其子为校勘。上曰：“馆阁，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鲁宗道曰：“馆阁育天下英才，岂纨袴子弟得以处耶？”欧阳修告英宗曰：“今两府缺人，必取于两制，两制缺人，必取于馆阁，馆阁辅相育才之地。”
天圣六年，以范仲淹为秘合校理，尝移书执政曰：“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我宋之有天下，经营长育，以至太平，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知变者，其能久乎？倘相府思变其道，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若使为血为肉数百年，亦相府负天下之过也。”
天圣三年，范仲淹为大理寺丞，上书请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革延赏之弊，且曰：“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奸邪。夷狄侵国，奸邪败徳，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伏惟圣明，常好正直以杜奸邪，此至理之本也。”仲淹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尝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敢必哉？”王曾见而伟之，及知仲淹乃晏殊客也，于是殊荐人充馆职。曾谓殊曰：“公实知仲淹，舎而荐此人乎？”
范仲淹之于庆厯，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仲淹革弊之规模，已具于天圣《上宰相书》及《上皇帝之书》；王安石变法之规模，已具于嘉佑中上书、熙宁初入对之日也。今观仲淹所言，穷则变，变则通，即安石变法之言也。其言兵久不用则武备不坚，即安石强兵之说也。其言士未曾教则贤才不充，即安石所谓教之非其道之说也。其言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即安石所谓理财大抵无法之说也。其言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即安石所谓优恤农民之说也。其言人主纳逺大之谋久而成王道，纳浅末之议，久而成乱政，即安石欲法尧舜而不法太宗之说也。其言刑法之吏知丝发之轻重，钱榖之司举锱铢之利病，则徃徃谓之急务，或有条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则徃徃谓之迂说，即安石所谓出而亲事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之有为之君，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说也。把仲淹、安石对说，二人上书并见名臣言行録，以后转处说仲淹规模与安石大异。然所谓固邦本者，在于举县令、择郡守而已，非有遣使者置提举之扰也；厚民力在于复游散、去冗僣而已，非有青苖市易之扰也；重名器者，在于谨选举、严教育而已，非有新经、字说之谬也；备戎狄者，在于举将才、实边郡而已，非有置保甲、置将官之扰也；杜奸雄者，在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非有人言民怨之不足恤之议也。范仲淹移书执政中五事，彼其布置施设，皆有预定之规模，其与书生漠然不着于用者逺矣。由其所学有偏正，故所以用于天下者不同也。
庆厯三年九月，开天章阁令辅臣条对，赐坐给笔札，使疏急务。是时，帝方鋭意太平，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之所能也。”至是，仲淹退列十事奏，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不迁，内外官须满三年，在京官须满五年乃得磨勘；二曰抑侥幸，任子法弊，冗滥日增，请罢少卿以上干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遣任，须在职二年始得 子弟，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三曰精贡举，诸路州军学皆置教授，其取士科进士，先论 ，后诗赋，兼通经义，发解者不封卷首，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四曰举官长，刺史县令多不得人，请委二府先选转运、提刑、大藩知州，次委二制、三司、卿史、台谏、监司举知州，知州举知县；五曰均公田，外官职田不均，吏禄薄不能安 ，请均其入而第给之；六曰厚农桑，请下诸路，令吏民言农田利害，选官治之，别定劝课之法，以减漕运；七曰修武备，请约府兵法，募畿甸强壮五方为卫士以助正兵；八曰减徭役，请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其不应受役之兵悉归之农；九曰推恩信，蠲除逋负，而所在废格主恩，违者置于法；十曰重命令，百司建立法度，率尔颁行，旋复厘正，请先委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勅。
富弼言契丹得燕蓟以北，拓拔得灵夏以西，其间豪杰皆为之用，我当视为劲敌，庶几可御。乃别为安边十三策，大畧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及易监司之不才者。仲淹取班簿，视不才监司一笔勾去之，弼曰：“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是年十月，严监司选，此用仲淹、富弼之言也。定迁株格，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也。
十一月，定馆职格，更补 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二曰抑侥幸”也；限职田，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五曰均公田”也；四年三月，诏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三曰精贡举”也；五月减徭役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六曰减徭役”也。并系仁宗用仲淹之言。
四年六月，仲淹出宣抚陜西河东，八月富弼出宣抚河北，避夏竦之谤而出。时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安， 子恩薄，磨勘法宻，侥幸不得，而朋党之论滋起矣。
九月，诏戒按察使苛刻，则是包拯言之也。十月，诏戒朋党苛刻。
五年二月，罢京朝官保任取迁法，从御史刘元瑜之请也。罢 补限年法，从余靖之言也。其庆厯三年制勿行。
三月，复科举旧制，制诰杨察言前所更令不便。
十月，转运罢兼按察，时执政攻范仲淹、富弼行事，故因肆赦以其过为烦扰无益事体罢之。
自李文靖、王文正当国以来，庙堂主安静之说，而弊事不革，积而至于庆厯，此当变之事也。自韩、范、富公之志不尽行，积弊相仍，极而至于熙宁，此又当变之时也。今观仲淹所上十事，与安石所变之法，合而论之。熙宁二年，遣使察农田水利，亦欲厚农桑也。熙宁三年，立更戍保甲法，亦欲以修武备也。四年更贡举法，亦欲以精贡举也。四月定选人改官条制，亦欲以明黜陟也。十月定奏补注官法，亦欲以抑侥幸也。以至行募役法，亦欲以减徭役也。建三舎法，亦欲以重学校也。均诸路田法，亦欲以均公田也。此是仲淹、安石同处。然国家自艺祖、仁宗，虽有漏缺败壊之处，而未有熟烂腐败之形。庆厯诸公之本 ，杜一隅、补一隙之智也。熙宁大臣，则以一隅之损而颓其四围，以一隙之漏而侵及于堂奥也。安石纷更，惜夫仲淹去则法变，而安石自罢相之后，熙宁七年罢相。安石之身虽去，而安石之法未尝不行。仲淹之法未及一年而变，安石之法至崇宁、大观而愈不变，仲淹得政之浅，而安石得君之专也。仲淹所引之君子未尽用，而安石所教之小人根固盘结而不可去也。妙论。
三司使
景佑元年五月，以程琳为三司使，诏自今三司在职未久，毋得非次更易，琳尤谨出入，禁中有所取，輙奏罢之，内侍言琳专，琳自直于上曰：“三司财赋，皆朝廷有也，臣为陛下惜耳。”上然之。
庆厯二年，王尧臣为三司使，始受命，言于上：“今国与民皆弊耳，在陛下任臣者如何，请自择僚属。”于是辟杜 十余人为判官，后果办治闻。
是岁，取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出入财用之数 计以闻。
皇佑二年十二月，三司使田况以今财赋所入多于景徳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因上《皇佑 计録》。此段讲义见真宗 计録。
嘉佑四年，以包拯为三司使。初，拯为中丞，弹三司，张方平罢，遂代以宗祈。拯复论祈，以拯代之，避位久之方出。
钱谷之职，非他官比。国初为三司使者，必选计相居之，位亚执政，自为计相，下而副使，又下而判官，至于子司之属，皆通知钱榖，而后除副使；位下待制，恩数同大卿监，各置判官二员，视转运使资序。又有三司判官六员，谓之子司，如磨勘司、冯由司之类。
当时三司皆得自择僚属，三司缺则以副使补之，副使缺则以判官代之，判官缺则选外之转运为之，所以专其职也。自元丰官制既行，户部尚书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司副使也，户部及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判官也，然皆以为迁官之地，簿书之弊，犹不能救，不过按其数而督之，视其籍而収之，况望其较诸道有无、制国用之多寡哉？仁宗朝专其职，熙、丰主财之官迁变不常，更见真宗朝三司讲义。
嘉佑五年五月，以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献万言书，畧曰：“方今患在法度虽多而不合先王之政，所谓法先王之政，亦法其意而已。先王之于人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皆有其道。今州县有学而不能长育人才，大学之教诵说课试而已，故虽白首庠序，而不知从政之方，此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禄皆薄，州县之吏月所得钱，多者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今天下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通其变耳。诚能焉，虽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此养之非其道也。驱天下之士使为贤良进士，固有时而得才，然不肖者茍以此进，亦至乎公卿，因使推其类而聚之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此取之非其道也。今取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人，不问其徳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歴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又使之治狱，又转而使之治礼，宜其人才之难也。夫在其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此任之非其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一非其道，则败天下之人才，况兼四者而有之？朝廷有所施为变革，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 其幸者，陛下诚有意于天下，则臣愿断之而已。”
安石变法之规模，亦畧见于此书矣，其大意则以立法度、变风俗为急。然安石谓先王之政法其意而已，而安石所立之法，则一一牵合于周礼而畧闗雎、麟趾之意，则其意果合先王乎？安石谓今之人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皆非其道，而安石乃以《新经》、《字说》壊未用之人才，以《检正》、《习学》壊已用之人才，其果能得其道乎？至谓朝廷有所施为变革，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则止而不能为，此后日勇于去君子、勇于塞人言、勇于任民怨，而为行新法之根本也。
庆厯八年三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皆给笔札，即令坐以言时政。
幸龙图天章阁，此即九年三月开天章阁之意也。然至是富公、北范公、西韩公亦在外，时政之所急者，莫急于召此三人而已。
宗正司 睦宗院
景佑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前年作睦宗院。
古者大学、小学，合亲疎而并教之，故祖宗世臣兼同姓、异姓而参用之。自汉世无教养之术，而刘徳、刘向之徒为权臣所忌而不用。至魏晋之朝，幽闭宗室，使人不得闻见，麦菽不辨，然后其心始安。可痛也！吾宋亲贤用仁，冠絶前代，然皇族鲜有闻者。置大司正特以统之也；作睦宗院特以亲之也。此安石所谓宗室无教训选举之实，未有合先王亲疎隆杀之宜。熙宁新法，议者纷纷，而置宗室一事，独无异议，其以是与？
宋大事记讲义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
宋 吕中 撰
仁宗皇帝
朋党 君子 小人
景佑三年五月罢仲淹禁越职言事时夷简秉政进者多岀其门仲淹忤夷简以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旋贬饶州初仲淹因论建都事谓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都汴有事必居洛阳夷简以为迂阔仲淹自还朝言事愈亟宰相使人讽之曰待制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论思侍臣职余敢不勉乃命知开封府欲挠以烦剧处之弥月京邑肃然五月罢知饶州禁越职言事仲淹上百官图因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为公如此为私不可不察人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今朝廷亦有张禹壊陛下家法指夷简。夷简辨于上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以文章辨折辞益切仲淹出知饶州独龙图学士李纮集贤校理王质饯之。
御史韩缜希宰相 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上从之。
集贤校理余靖上言陛下亲政以来三逐言事者尹洙言仲淹尝荐已不可茍免皆贬欧阳修贻书责髙若讷不能辨修亦贬详见台谏门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斥若讷也。
寳元元年十月诏戒朋党初夷简逐仲淹踰年吕亦罢士夫为仲淹言者不已事涉朋党。
此仲淹之所以言事去也此夷简为相而国论为之再变也。
昔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人臣进谏有难有易人主不欲自闻其过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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