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况逮我圣祖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民何由而穷，至为羲皇以来仅见之穷乎？试问之吕留良，如我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休养生息，物阜民安，内外升平，兆民乐业，即自羲后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果可多得乎？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不太甚乎？即如吕留良怀不逞之心，动云万金结客，而其刊刻我朝时文，货卖牟利，富仍不赀。观其日记所载米盐琐碎，算及粪壤，营营求财之心，惟日不足，尚得谓之穷乎？又日记内云：“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皆红。”
又云：“石门镇堰桥水忽立二丈许，舟中芦席，有飞至南高桥，复还原舟者。”
又云：“有大星如碗，后有细星随之，如彗。”
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然大电，随发震雷，甚响而长，不知明年作何运数耳。”
又云：“初五日午后，日光磨荡，有黑日如斗状。”
又云：“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动；白日旁又一小者，色赤而动甚。”
又云：“河南郏县有凤至，百鸟朝会数日。有二赤鸟，长丈许，以身蔽凤，凤身五色陆离，鸣如箫韶。邑人怪之，驱牛厌胜，牛俱股栗不前。路上死鸟甚众。又有死金色鲤，狼藉地上。时予作《凤砚铭》云：‘德未尝衰，尔或不来，善以道鸣，必圣人生。’而忽闻此，又一异也”等语。凡此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记载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心观听为事。其荒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未有事不实而可以为鉴者也。若如吕留良之记载，一一皆虚，天地间未有之事，何以示儆于将来？假使传诸后世，以捏影捕风之语，或信为实有之事，必以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轻忽为无关于治乱，而漫不经心，其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不可胜数矣。
【译文】
又如他的文集里说：“今天百姓的穷困，是自上古羲皇以来所仅能见到的”等话。自明末的时候，朝廷政治腐败，贪污枉法公开盛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以致引起流寇猖狂，战场形势日益紧迫。每年都要花费军饷几百万两银子，这都是从百姓手中搜刮得来，这时才是百姓极其穷困的时候。我朝扫清了流寇，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于是明代的穷苦百姓，才都得到更生的喜庆。吕留良怎么没有一点眼见耳闻，以至于这样丧心昧理，颠倒黑白，反说今天的百姓穷苦呢？况且到我朝圣祖康熙皇帝，十分爱护黎民百姓，国内殷实富庶，从黄毛小童到白发老翁，一辈子没遇到战乱，又有减免租税的政策，史书都记载不下了，百姓又能因为什么而穷困，甚至被说成自上古羲皇以来绝无仅有的穷困时代！试问吕留良，像我朝圣祖在位六十多年，成功地用道德教化百姓，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物产丰收人民安乐，国内外一派太平景象，万民安居乐业，这种情况就是自上古以来，记载在史册上的，也是屈指可数。受到上天的关怀保佑，能够和我朝这样兴盛的时代，难道能有很多吗？而他却说成是自上古以来从没有过的穷困时代”
这不是太过分吗？即使像吕留良这样心怀叛逆的人，动不动的可拿出万金来交给客人，而且他刻印我朝时文，贩卖牟利，赚了不少钱还不满足。看他日记里记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连粪肥都计算了，营营追求财物的心，一天也没有满足，这还能说得上穷吗？他的日记里又说：“四月末，京师里起怪风三天，其颜色大红，吹到人脸上，脸都变红了。”
又说：“石门镇的堰桥，河水忽然涌起二丈多高，船里的芦席，有被风吹刮到南高桥，又吹回原来的船上的。”
又说：“有个大星像碗一样大，后边又有一些小星跟随着，好似彗星一样。”
又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里下了大雨，巨大的电火闪耀，随之响起雷霆，声音响得很大而且很长，不知道明年又有什么气运出现。”
又说：“初五日午后，太阳光摇荡不定，有一个黑色太阳，像斗一样大小。”
又说：“出现了三枚太阳，太阳旁边有一个略小的太阳，颜色白而不怎么动，白日旁边又有一个更小的太阳，颜色红而动荡得很。”
又说：“河南郏县有凤凰出现，百鸟都来朝见凤凰，一连聚会好几天，有二个红赤色的鸟，身长一丈多，用身体遮蔽着凤凰，凤凰羽毛五彩陆离，叫声和箫管的乐曲一样。当地人十分奇怪，赶了牛群去驱邪，牛都战栗不敢前行。路上死鸟很多。又有死金色鲤鱼，散乱的躺在地上。当时我正在作一首《凤砚铭》说：‘道德并没衰败，你可能不会来，在道路上鸣叫，一定有圣人降生。’这时忽然听说这件事，又是一件奇异的事”等等。凡是这种毫无根据，胡乱捏造怪异荒诞的记载很多。总是因为他叛逆的心里藏着很多幸灾乐祸的想法，所以专门去捏造一些荒唐古怪的事，去蛊惑人们的视听。而从来不管它如何荒诞不经。至于灾异的出现，古时候也就有，这是上天降下的一些迹象，来警告劝戒人间的君主，让他反省过错增强道德，但还没有过事情不确实而可以作借鉴的先例。
比如吕留良的记载，都是虚假不实，天地间根本没这件事，又怎能让人警戒将来呢？假如把这些虚假的记载流传给后世，把捕风捉影的话，当成实有的事，一定会使人觉得以前太平盛世的时候，也会有这些奇怪的灾异。如果遇上日月星辰、水灾、旱灾的变化，必然会不重视，以为与国家的治乱没有什么关系，因而漫不经心，这样便引致以后的君王对灾异不重视，那他的罪行真是数也数不清的了。
【原文】
又日记云：“康熙甚吝，吴中顾云者，写真甚精，供奉内廷，不许其遍游公侯之门。一日入朝，仓遽用旧服。康熙曰：‘此要银子也。’荐之一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缎，康熙收之。临行辞，康熙只予二十四两而已”等语。不但岂有此事，而怪诞悖乱，何至于此极也。吕留良以此诬诋圣德。夫韩昭侯藏蔽裤曰：“欲待有功者。”
史册相传，以为美谈。今一写真之人，即圣祖仁皇帝不轻加厚赐，亦圣主慎重赏赉之盛德耳。而吕留良捏此浮言，讥为吝惜财物乎？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赈恤外，特恩蠲免钱粮，不下数百万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岂吝主所能为者？吕留良独无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谓极矣。且吕留良谊属臣民，而慢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猖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况其它太甚之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只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况曾静谬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辜，皆吕留良之遗害也。
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此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也。盖浙江士人等，习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坐致盛名，兼拥厚赀，曾无纤芥之患得婴其身。是以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热之嚣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已不可胜言矣。数年以来，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划，仁育义正，备极化导整顿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灭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吕留良之为祸浙省者，不知何所底止耶！今日天道昭然，逆贼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者也。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已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大罪魁也。而庸流下愚，不能灼知其心迹行藏，乃以一不解天经地义之匪类，犹且群我以道学推之，则斯文扫地矣。即吕留良自撰之文亦云：“逆天者亡。”
又曰：“顾我逆天，死反得后。”明知逆天之罪大，而必欲悍然蹈之，死而不悔，不知古今以来，天地间乖戾悍暴之气，何独钟于吕留良也。
【译文】
他的日记里又说：“康熙十分吝啬，苏州有个顾云，为人画像十分精美，在皇宫充当绘画供奉的职务，不许他随便到公侯贵族家中给人画画。有一天他去朝见皇帝，匆忙之间穿的是旧衣服。康熙说：‘这是想要银钱的。’便介绍他去一位王子家画像，这王子送来元宝二百两和一些绸缎，康熙收了这些东西。后来顾云辞别康熙回家，康熙只给了顾二十四两银子而已”等话。这事纯属子虚乌有，而且编造十分荒诞悖理，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了。吕留良是用这来故意诽谤圣祖皇帝。战国时的韩昭侯收藏一条旧裤子，说：“打算用这奖赏立功的人。”
史书上记载下来，以为是一件美谈。现在不过是一个画像的画师，即使圣祖仁皇帝不轻易给他丰厚的赏赐，也表现出圣祖对奖赏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也是一种道德修养的表现。而吕留良捏造这种谣言，讥讽为圣祖吝惜财物！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了对水旱灾进行赈恤以外，特别降恩豁免百姓交税的钱粮，不下数百万万两银子。这是天下臣民都知道的事，岂是吝啬的主子所能办到的吗？难道只有吕留良没有长眼睛、耳朵吗？他忍心歪曲事理，真是达到极点了。况且吕留良从伦理上说是我朝的臣民，却傲慢得直呼皇上为康熙，他这种狂悖忤逆的形状，也太过分了吧！就拿以上几条来说，他的猖狂悖逆已达到胡言攻击的罪行的极点，何况还有其他很多过头的言词，尤其令人痛心疾首不忍说出，我们与他的仇恨真是不共戴天了！
这个吕留良，生在浙江人文荟萃的地方，读书学问，不像曾静生长在深山穷乡的地方，愚昧无知难以相比。而且曾静只讥讽到朕一个人，而吕留良则更进一步诬蔑到圣祖仁皇帝的盛大道德；曾静的诽谤，是由于错误相信了流言诽语；而吕留良的攻击，则完全出自他心中，造作妖言迷惑视听。况且曾静错误地固执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偏见，心中妄起疑问，如果不读吕留良的书，不见吕留良的一连串的议论，虽觉得快心畅意，也必然会有所顾忌，不敢公然写成文词。所以吕留良的罪大恶极，实是比曾静要大上好多倍的了。
朕向来认为浙江省的风俗不够敦厚，人心难测，比如汪景祺、查嗣庭等人，都是因为诽谤悖逆，自是罪有应得，也都是吕留良遗毒所害的例子。至于民间百姓，也喜欢造谣生事，比如雍正四年时，有海宁、平湖要全城屠杀的谣言，那时百姓便相信谣言，互相煽动，引起百姓逃亡流离的事。这都是吕留良一个人倡导在前，才造成地方人士纷纷盲从的。因为浙江的读书人，见到吕留良在文章中恣意狂吠攻击，反而享受盛名，并且十分富有，却没有受到一点损害降临到他身上。所以辗转推崇他，互相仿效他，而大都被他迷惑愚弄而还不知道。甚至地方官吏也害怕他的声势嚣张，忌惮他的党徒众多，都得对他们留意应酬，加以优厚礼节，以博得一个尊重儒士的好名声。
比如最近上任的总督李卫，是大臣里公正刚直的一个，他在到任以后，也不得不根据过去惯例，向吕留良的祠堂赠送匾额，何况其他的人呢？由此可见吕留良影响人心，扰乱人间风俗，其毒害已经说不胜说了。几年以来，朕因为浙江人心风俗十分有害，给以很大的担忧，朝夕思考筹划，设法教导他们懂得仁义，用尽了开导整顿的苦心，最近几年才略略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