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而和别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吗？麒麟、凤凰这些灵禽珍兽，不必都产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贝岂不常产生在边远的海滨吗？万物同在一个天地中间，好比一个大的胚胎，或在左边或在右边，怎么能划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这样，在中国出生圣人很多，已到气脉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环到边远的地方降生，这又有什么可惊疑的呢？
况且天下的事理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样，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又有区别。这本是极为灵活易变的道理，是不能让人用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认识和套用的。所以真正读书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时制宜，随地按照事物的特点办事，掌握住事物变化的规律，而顺乎规律制订精当的策略行事。拿我们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从中找出不同的差异；再拿我们所处的不同的情况，引导到相同的地方。然后使自己的认识和古人经书所讲的道理相合，这样才能真正弄明白经书中所讲的道理，达到能够运用经书中的定义，这样享受到的好处便无穷尽了。然而对待这种定义，不能片面理解，过去有个传说瞎子没见过太阳，仅听说太阳是圆形，后来摸到一个盘子和竹筒，便以为是太阳了。瞎子把这认识又传给另一个瞎子。桃源、醉乡本是神话传说里的地方，以妄传妄，有人便以为是实有其地了。
这种人如不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风雷鼓动，不让他靠近巨大的炼铁炉体验一下铁水的热力，是没法解决瞎子的错误认识的。只有拨开他心中的迷雾，才能使他懂得太阳的高远、巨大和炎热。这好比一个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觉悟清醒，这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幸运吗？
【原文】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译文】
敬想我们大清，当明末天下大乱时，明朝的皇位移动，我朝从东方来到，扫除了寇乱，安定了中华，一统了国家。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义，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照耀着整个宇宙。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这种兴盛的时代。由于世人的智慧不能认识到天地之间孕育出圣人，往往不同一般。因此错误地认为东北边远的地方，不是中华民族文明汇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袭积累了深厚的德行，都是一代圣人。于是便错误地引用《春秋》讲的道理，以及孔子称许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观点，并发誓要按照这种观点去做。便为近年吕留良所说的一些悖逆言论所迷惑，忘掉当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养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诋诬诽谤，私自写成论说文词，也偶然有这种事。其目的是想说明人生伦常大义，而不知道实际上反而违背了人类的伦常大义；本想说明天道的规律，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错了天道运行的道理。既达到思想昏迷错乱，毁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触犯了当前的王法，给后世留下了笑柄。这是我所亲身经历的教训，不得不对天下有志于求学，又不懂得事物变化的道理，而被吕留良的邪说蛊惑的人，郑重地讲述这番道理。
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精华，都是从聚到散，天天流动天天扩大，并且变动不受拘束，循环没有常规。上古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候，中国已开化的本土还非常狭小，京师以外，五百里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荆、楚、吴、越这些地方，就已经算是荒蛮夷狄的地方了，其余如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地，还没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权，收缴贡赋，还没有属于中国。考察社会的发展，要以政权为变化依据；而考察政权的变化，又必须以思想道德的统一为根本，唐、虞、三代的兴盛，第一个继承帝位的是大舜，论道德仁义则推文王为最。孟子说过：“舜出生于诸冯（今山东菏泽东南），是东夷的人；文王出生于西歧（今陕西宝鸡东北），是西夷的人。”
据此，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时的圣人，已经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周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张，没受到重视和提倡，道理不明，影响不广。到了宋朝以后，天道才有了变化，上古圣人的道统，虽然还没受到帝王的重视，而实际上在百姓中已经明白了圣人的道理。而开始真正讲述圣贤道理的人，开始于周敦颐；进一步加以发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为系统理论的，是曾讲学于紫阳书院的朱熹。周敦颐出生于湖南永州（今零陵），后来迁居江西；朱熹出生于江南的徽州（今安徽歙县），而读书求学于福建。今天考证起来，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实际与东闽相接壤。江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来属于八闽地区。由此可见，圣人的出生，并不受地区的限制，这就十分明白了。况且《春秋》把吴、楚排斥出中国，称之为夷狄地区，这是根据那时的状况来讲的，考察当时中国的状况，和今天的状况相比，不惟像方形和圆形形状不一样，而且简直好像寒和暑、昼与夜一样，完全相反。社会风气的开通，总是从逐渐变化发展到盛行的。自从有天地以来，文运在周朝时达到极盛的时代，而文王、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诞生出来的圣人，制定了反映文明进化的礼、乐制度，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遗产。所以一时之间，各种礼仪制度都十分齐备明确，声名的影响和文化的发达，不仅后来的汉朝、唐朝无法达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所以孔圣人称赞说：“文采兴盛，是周文王时代，我推崇周朝。”
【原文】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习，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对人之万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淫骄奢，世家大族，习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座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译文】
《春秋》这部书，虽然是因为周平王东迁以后，政治教化难以推行，对过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然而当时的鲁、卫、齐、晋等国，离文王、武王的时代还不远，所以他们还遗留着过去的习惯，其风俗和好的政策，还差不多都是成周时候的老样子。而吴、楚、山戎等地，因边远方言不同，而不懂诗书，不知道学习礼义，仗着他们自立为王的身份而与中国内地各诸侯并列，冒充中华文明礼义之邦，这是圣人所深为讨厌而排斥他们的原因。其实，圣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现，看他应该排斥的就排斥，起初并没有产生把吴、楚当成外地的意思，也没有把中原文化发达的诸侯抬高一等的想法，重视内地而轻视边远地方的。假如中原各诸侯国不谨慎地遵守传统礼义，那么对他们的贬低和指责，也会比排斥吴、楚更厉害。所以过去的儒家归纳出这种观点的主旨说：“夷狄地方的人如能实行中华的文明礼义，就应看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地处中原的诸侯国，而不实行仁义和边远地方一样，就应该把他们看成未开化的夷狄。”
所以《春秋》这部书，把中国划分为华夏和夷狄二大部分，是根据其有没有文明礼义，而不是依据他的地方远近。这种看法实在是非常公正的，关键是看你本身的实际言行是什么。况且今天中国境内的形势和春秋时不同了，而且又恰好相反，为什么呢？上古时候政权的传统和道德的传统是一致的，而顺从天道运行的规律。自秦始皇变乱以后，虽然经历了汉、唐、宋这些朝代，也曾一时兴盛，但仍免不在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比不上圣人时代的万分之一。明朝末期时，尤其表现得君主懒惰，臣子奢侈，各种制度废弛。在内来说，则是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在外来说，则是藩王放恣胡为，暴殄天物。官吏们纷纷贪污，横征暴敛，到处是一样；荒淫骄奢在世家大族中，已成习惯达到极点。更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废，边远地方的人民便不服从了。以前的藩属相继都变成强敌，边境的警报不断传来，应接不暇，国家元气丧失殆尽。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灭时情况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终于导致流寇四起，到处惨杀掠抢，狠毒胜于沸汤烈火。凡流寇经过的府郡州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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