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新诗，先应当略略知道新诗的来源及其变化。
新诗似乎应当分作三个时期去认识去理解。
一、尝试时期（民国六年到十年或十一年）二、创作时期（民国十一年到十五年）三、成熟时期（民国十五年到十九年）第一个时期，列为尝试时期，因为在当时每一个诗人所作的诗，都还不免有些旧诗痕迹，每一个诗人的观念与情绪，并不完全和旧诗人两样。还有，因为诗的革命由胡适之等提出，理论精详而实际所有作品在技巧形式各方面，各自保留些诗词原有的精神，因此引起反响，批评，论驳。诗的标准虽有所不同，实在还是渐变而不能锐变。并且作者在作品上仍然采用了许多古诗乐府小词方法，所以诗的革命虽创自第一期各诗人，却完成于第二期。能守着第一期文学革命运动关于新诗的主张，写成比较完美的新体诗，情绪技巧也渐与旧诗完全脱离，这是第二期几个诗人做的事。诗到第二期既与旧诗完全划分一时代趣味，因此在第一期对于白话诗作恶意指摘者才哑了口，新诗在文学上提出了新的标准，旧的拘束不适用于新的作品，又因为一种方便（北京《晨报副刊》有诗周刊），各作者理论上既无须乎再与旧诗拥护者作战（如胡适之刘复当时），作品上复有一机会在合作上清算成绩（徐志摩等新诗周刊有一诗会，每周聚集各作者，讨论作品或读新作）。故中国新诗的成绩，似应以这时为最好。新诗的标准的完成，也应数及这时诗会诸作者的作品。但这时的稍前与稍后，另有两种诗发现，为不受这一时期新诗的标准所拘束，另有发展，并取得新成就。其一是在上海方面的创造社诗派，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夸张豪放可作一代表。其一是独出诗集数种的李金发。以热情洋溢为年青人所欢喜，是创造社郭沫若的诗，完全与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各诗人作品风格异途。从文言文状事拟物名词中，抽出种种优美处，以幻想的美丽作诗的最高努力，不缺象征趣味，是李金发诗的特点。诗到第三期，因时代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时代，从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似乎为诗人当然的人格，并不出奇，但到第三期，有专以写标语口号的诗人出现了。写爱情的如徐志摩，和论人生的理智透明如闻一多，或以写自然，对世界歌唱温暖的爱的如朱湘，都仿佛受了小小揶揄。因此不甚同意标语口号诗的作者，作品又走了一新方向，从新的感觉上赞美官能的爱，或使用错觉，在作品中交织幻想的抒情的美；或取回复姿势，从文言文找寻新的措词。但有两个原因使诗在成熟中趋于沉默。第一个是刊物上对于诗失去了兴味，第二个是作者不容易有超越第二期诸作者所显示出的文字的完美与韵律的完美。这几年来新的小册子诗集虽并不少，但这类诗作多数缺少在各大刊物上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所以诗的一方面感到消沉，若能把散文创作在一二年来进步作一比较，则更可明白第三期新诗的成绩难于说是丰收的。
对于这三个时期的新诗，从作品、时代、作者各方面加以检察、综合比较的有所论述，在中国这时还无一个人着手。
因为这事并不容易，繁难而且复杂，所以为方便起见，这三个时期每一时期还应作为两段。譬如第一时期，胡适之、沈玄庐、刘大白、刘复、沈尹默这几个人是一类，康白情、俞平伯、朱自清、徐玉诺、王统照，又是一类，这因为前几个人的诗，与后几个人的诗，所得影响完全不同的缘故。第一期还应另外论到的，是冰心、周作人、陆志韦这三个人。冰心的小诗虽在单纯中有所发展，缺少了诗的完全性，但毫无可疑的是这些小诗的影响，直到最近还有不少人从事模仿。周作人在《新青年》时代所作所译的散文诗，是各散文诗作者中最散文的一个。使文字离去词藻成为言语，同时也影响到后来散文风格的形成，胡适之是与周作人同样使人不会忘记的。胡适之的明白畅达，周作人的清淡朴讷，后者在现代中国创作者取法的似乎还稍多。陆志韦诗虽在读者中不甚发生影响，对其《渡河》一集发生兴味的，不是读者倒是当时的其他作者。因为把诗从散文上发展，在当时不缺少找寻新路的勇敢的，是这作者。作者的《渡河》，是用作品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与当时为白话诗而同旧习惯趣味作战的玄庐、大白、沈尹默、刘复，是更勇敢的对于新诗作过实际改革试验的。
到第二时期，则应将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等作为一类，每一个作者的作品皆当分别讨论，综合批评，这是第二期第一段。这一时期诸人在作品上似乎完全做到了第一期诗人在理论上所要求的新诗。然而韵律分行，文字奢侈，与平民文学要求却完全远离了。另外在体裁上显出异样倾向，时代且略后，则有于赓虞、李金发、冯至、韦丛芜这几个人，为新诗作者与作品第二期的第二段。第二期第一段几个作者，在作品中所显示的情绪的健康与技巧的完美，第二段几个作者是比较疏忽的。然而那种诗人的忧郁气氛，颓废气氛，却也正是于赓虞、李金发等揉合在诗中有巧妙处置而又各不相同的特点！于赓虞作品表现的是从生存中发生厌倦与幻灭情调，与冯至、韦丛芜以女性的柔和忧郁，对爱作抒情的低诉，自剖，梦呓，又是完全不同了。同是常常借用了古典文字使词藻夸张与富丽，李金发，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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