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吴天、刘汝醴来一起担任导演。他们一面抓紧排练，一面由邢振铎把它翻译成日文，以便应付东京警视厅的审查。
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７日、２８日、２９日，《雷雨》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次公演，导演为吴天、刘汝醴、杜宣，演员有贾秉文（饰周朴园）、陈倩君（饰蘩漪）、邢振铎（饰周萍）、刑振乾（饰周冲）、王威治（饰鲁贵）、乔俊英（饰鲁侍萍）、吴玉良（饰鲁大海）、龙瑞茜（饰四凤）等。当时郭沫若正流亡日本，同好会便邀请他来观看演出。陈北鸥陪着他坐在舞台前边，他问北鸥：“《雷雨》在哪里发表过？”北鸥说：“登在《文学季刊》第３期上，全文近２０万字，是一个大悲剧。”在观摩中，郭沫若很赞赏，还一再打听作者的情况。看戏之后，他就说，这个戏表现了资产阶级家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用深夜猛烈的雷雨，象征这个阶级的崩溃。在整个演出中，还得到日本左翼戏剧界秋田雨雀先生等人的帮助。
在演出前，吴天、杜宣等人曾写信给曹禺，信中说：“为着太长的缘故，把序幕和尾声不得已删去了，真是不得已的事情。”曹禺当即写了回信，一方面表示欢迎他们演出，同时还就《雷雨》第一次谈了他的创作想法：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推溯这件事，推，推到非常辽远的时候，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声”。
对演出删去序幕和尾声他表示了惋惜。另外，在解释雷雨的象征意义时又说：“至于雷雨象征什么，那我也不能很清楚地指出来，但是我已经用力使观众觉出来。”有些剧评家说他深受易卜生影响，他回答说：“这个剧有些人说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受古代希腊剧的影响。至于说这是宿命论的腐旧思想，这自然是在一个近代人看，是很贴情入理的。但是假若我们认定这是老早老早的一个故事，……于是这些狂肆的幻想也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气，叫观众不那么当真地问究竟，而直接接受了它，当一个故事看。”他还说序幕中用巴赫的音乐“是有用意的”，因为它“会把观众带到远一点的过去境内，而又可以在尾声内回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内”。
曹禺这封信，以《〈雷雨〉的写作》为名发表在《杂文（质文）》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２号上。编者在文章后面还写了一个按语：“就这回在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同时又指出：“这封信对于研究戏剧的人们也许很有意思的，至少是那作者的作品与他自己的世界观是否恰恰一致，是可以看出一点的。”就在这期《质文》上，还刊登了吴天的《〈雷雨〉的演出》和罗亭的《〈雷雨〉的批评》，这大概是较早地见诸文字的关于《雷雨》的评论了。
关于序幕和尾声的看法，的确表现了曹禺的艺术思想，主要是“欣赏的距离说”影响着他。他后来对我说，这是因为看了朱光潜的美学著述的缘故。随着演出的实践，他不再感到割去序幕和尾声是一种遗憾了。
１９３４年暑假，他应老同学杨善荃的邀请，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他又回到天津来了。
杨善荃总像个老大哥那样关心着曹禺。一到天津，他就在小白楼起士林饭店为曹禺接风，郑秀也一起来了。当时讲好，曹禺担任外国文学的教授。就在教学期间，他更多地接触了《圣经》文学，他对《圣经》倒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可是《圣经》中不少漂亮的文章和故事，却引起他浓郁的兴趣，他也选择其中一些精采的片断来教学生，有时，也教点法文课。
他平时就住在师院职工宿舍的楼上一间单身宿舍里，李霁野也住在这里。那时，天津的文坛相当寂寞，也没有多少人喜欢文艺。李霁野、黄佐临、曹禺，还有《大公报》的文艺编辑，常常在一起聚会，讨论文艺问题。
８月初，在日本东京参加《雷雨》演出的邢振铎、邢振乾、王威治、贾秉文、吴玉良到天津来了，他们特意找到曹禺进行座谈。邢振铎就翻译《雷雨》为日文一事征求曹禺的意见。邢振铎在为日译本写的《〈雷雨〉译后记》中曾这样描述说：“他暂时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感谢你的好意，只是因为拙作太幼稚，又不精炼，你还是考虑考虑，不要去想它吧。”邢振铎以为他是自谦，他抱着“姑且翻一下试试”的心情，便告辞了。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天津市立师范的同学来找他来了。他们有一个业余的孤松剧团，准备把《雷雨》搬上舞台。一群年轻的学生把这样一出多幕剧搬上舞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热忱地接待了他们。在他们排演中，他特意赶到现场，就《雷雨》的人物性格逐个作了解释，并且提出如何把握这些人物的性格分寸。１９３４年８月１７日、１８日，孤松剧团在天津师范学院礼堂正式公演了《雷雨》，这是国内第一次公演《雷雨》。导演吕仰平，演员有：陶一（饰周朴园）、严如（饰蘩漪）、李琳（饰鲁侍萍）、佗哲（饰四凤）、吴天（饰周萍）、高朋（饰周冲）、陆*"（饰鲁贵）等。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４日到２９日，《大公报》连载不凡的《〈雷雨〉演出》一文，对这次演出给予高度赞扬。他说，《雷雨》在发表之后一年又１７天才在本国上演，又是本市的孤松剧团演出，他以为剧团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的确，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演出。此外，《大公报》还发表了冯俶的《〈雷雨〉的预演》、白梅的《〈雷雨〉的批判》，报道了演出情况，对剧本缺乏论评。石羽说：“当时我正在天津师范读书，组织戏剧研究会，演出《雷雨》，万先生親自来指导过，不久，我又看到他演的《财犯》，万先生当时给我鼓舞很大，使我下定决心当一辈子演员。”①
张彭春从美国回到了天津。
１９２９年他再次去美国，一方面为南开大学筹集经费，一方面也曾在芝加哥大学等校任教。１９３０年梅兰芳赴美演出，他对京剧艺术也有深刻的见解，看到京剧得以在美国演出，以他对祖国艺术的热爱和在美的关系，主动协助梅兰芳演出。他有时作为发言人，有时作为联络人，向不懂中国艺术的美国观众，讲解京剧艺术的技巧和剧本的含义，向有关人士宣传，扩大影响。同时，他还向梅兰芳提出建议，从选定剧目到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出过不少好主意。实际上他成为梅剧团的顾问，和梅兰芳先生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因此，１９３５年１月梅兰芳赴苏联演出，再次邀请他作为顾问和艺术指导陪同前往。
他和他钟爱的弟子曹禺又聚会一起了。张彭春酝酿于１９３４年校庆纪念时，再度演出《新村正》，请曹禺合作，同他一起改编《新村正》。这次改编，虽说是合作，但主要是由曹禺执笔。对这样一个五四时期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的剧本，而且又是他所敬重的老师的剧作进行改编，他是十分认真的，充分发挥了他那旺盛的创作才能。当他把改好的剧本交到张彭春老师手里，老师带着赞许肯定了他的改编。经过改编的《新村正》于１０月１７日在南开中学瑞廷礼堂演出。
这次演出后，羊诘曾写过一篇文章，他曾参加过早年《新村正》的演出，对原本十分熟悉，因此他把原本和改编本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说：“总观这次改编本《新村正》的公演，和１６年前的老本比起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有相当的进步。最显著的，就是结构的紧严，使观众的心情总是紧张，一幕演完想看下幕。譬如，第一幕终了，观众必慾知李壮图请愿有何结果？外国人为什么要允许李壮图缓期还债，一面又教魏经理逼众绅立新合同？第二幕终了，观众就极想看看新村正究竟是谁？关帝庙一带房地问题怎么解决？到了第三幕，观众虽然知道李壮图的请愿结果，关帝庙问题只换了一个假面具，吴仲寅谋得新村正，外国人当初是弄手段让中国人内閧，吴二爷利用人终于被人利用。但最后吴绅对民众说出他的苦衷，抓住了外国人的要求合作，领民众到城里去。究竟关帝庙的事怎样结束，吴二爷个人前途是怎样，还是一个谜，这比旧本的铺叙事实好得多了。何况新村正的中心问题是关帝庙贫民窟，改编本处处不离开关帝庙，好像有一根线把全剧串起来。这种有条不紊曲折层层的戏，当然容易引人入胜。至于第三幕幕落后吴绅的一段话，针砭国人的缺乏团体意识，更给这出戏加了一个很深切的意义。”①
羊诘还在文章后列表，对原本和改编本作了比较，可看出改动的具体情形，只可惜现在难找到改编本了，这确是一个遗憾。但从这次《新村正》改编，可看出曹禺的编剧技巧已经是相当熟练了。无论从思想或是艺术来说，较之１９１６年的旧本，是更为精湛而深化了。曹禺在这次演出中扮演吴仲寅（吴二爷）这一角色，原本写此人隂险狡猾，有手段，城府甚深，善于联络，官僚气派十足。此次改编，改为一个只知用人不肯受人利用，深通世故，胸有城府，有魄力，有胆量，聪明机警的绅士。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办公事屡受打击，他才改变计划作一个利己主义的信徒。曹禺扮演得极为出色，也许是他自己改编的，故演来更能得心应手。
曹禺由于《雷雨》的发表和演出，他的影响逐渐扩展开来，接触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多了，自然，活动范围也大了。他作为一个文学新秀开始活跃在文坛上。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０日，他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２００人签署的《推行手头字缘起》，发表在《太白》半月刊第１卷第１１期上。６月，为反对复古运动，维护新文学的发展，与老舍、巴金等百余名作家在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与出版》第２号上，发表了《我们对文艺运动的意见》。这段时间里，他和何其芳、李尧林、萧乾、毕焕午、沈从文等，都已成为十分熟悉的朋友。
当然，他更多的是参加戏剧方面的活动。１９３５年３月，当王文显教授的《委曲求全》在北京协和礼堂公演时，他应邀参加；在清华大学公演后还参加了座谈，又结识了唐槐秋、戴涯、赵慧深、焦菊隐、程砚秋、徐露村。座谈会后，他和唐槐秋、马彦祥、李健吾四人合影留念。
中国旅行剧团早已决定排演《雷雨》了。唐槐秋领导的这个中国现代话剧的第一个职业演出团体，聚合一批有志于话剧艺术的表演人才，得到这么一个好本子，真是如鱼得水。《雷雨》先在北平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秋天又到天津演出。唐槐秋和几个主要角色住在惠中饭店，演出就在中国大戏院。上座率是相当高的，曹禺颇为振奋，親自看到演出效果，他有时就在演出时躲在后台为演员们提词。戏散场晚了，有时就住到惠中饭店里。唐槐秋对曹禺说：“万先生，《雷雨》这个戏真叫座，我演不少新戏，再没有你的《雷雨》这样咬住观众的。老实说，有这样的戏，才能把剧团维持下去。”“中旅”是职业剧团，他们得靠演戏才维持生活，所以唐槐秋最能体验《雷雨》对一个职业剧团的价值。当然，他也听到“中旅”在北平演《雷雨》所遇到的麻烦。淘金说：“国民党说我们这出戏有伤风化，儿子跟后娘偷情不会有好影响，少爷和丫头恋爱同样很糟，于是这出戏被认为是有害的。一个星期后，警察抓走了八个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被戴上手铐脚镣，并遭到拷打，他们逼着我们跪下，打我们，要我们承认是共产党。”尽管曹禺经过禁演《国民公敌》的事，但毕竟不是他自己写的戏。这次，他的感受更深了，演戏写戏都是要担风险的。但是，“中旅”在天津的演出打响了，这对于曹禺来说就足够了。
就在这个期间，李健吾写了一篇《雷雨》的评论，刊登在１９３５乍８月２４日的《大公报》，这是第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他是带着满腔热忱，更带着一个评论家的客观态度来进行评论的。他说：“曹禺原即万家宝先生，《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说是[chǔ]女作，立即抓住了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称誉它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他认为《雷雨》里“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是“命运观念”。他说这命运就“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