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第四幕，就侷促地容身无地，因为，作为权力的化身的他的存在，已经不能再有作用了”。最后，胡风说：“就这样地，作者完成了他的主题，实现了他所企图的‘蜕’旧‘变’新的气象；但可惜的是，这个崇高的人格同时也就凌空而上，离开了这块大地。她实际上并没有走过历史的行程，在这‘蜕’旧‘变’新的过程里面，她终于成了一个依命运安排的弱者”。他说，作者“天真地把一个‘大团圆’赠给了观众。
胡风的批评尽可能以同作者保持理解和体察的态度和心情，把它的尖锐的批评结合在一种知痛着热的文字里。他说：“但我们自信并非不能理解作者。他经验了苦痛、兴奋和希望，这淤积起来就使他有了创造梦境似的心情。能够创造光明的梦境者，恐怕非得有向善者善良的心地不可。如果不嫌冒昧，那我就还要说，我们也都有过多多少少类似的经验的。不过，梦虽然可能是现实人生的升华，但并不是一切梦都会伸入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知道艺术创造到底是统一在历史进程下面的人生认识的一个方式。在别的作品里面，作者在现实人生里面瞻望理想，但在这里，他却由现实人生向理想跃进。但据我看，他过于兴奋，终于滑倒了。”他还说：“我们有权利指出这个剧本的反现实主义的方向，但我们也尊重作者的竟然抛弃了现实主义的热情，以及由这热情诞生的创造的气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读者或观众能够原谅夹杂在这作品里的人为匠心的杂质，和‘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最卑俗的宣传主义成分（虽然作者的着眼点大概是为了表现丁大夫的人道主义的仁者的性格）”。最后，他说：“梦，也是好的，因为它是希望的变形。但从梦里醒来以后，我们应该保存的仅仅是它给与我们的热力和被它洗净过的心灵，用这来更坚强地对待赤躶躶的现实的人生。”①
在胡风这篇读来虽有些晦涩，但却不乏诗意热情的文字里，也许对作者显得有些苛刻和挑剔，但确有着他深刻的艺术见地。
也许胡风加于《蜕变》的“反现实主义”有些过分刺激了，便有署名菊人的《“反现实主义”的〈蜕变〉？》，刊登在《文艺先锋》第２卷第４期上。菊人提出质疑说：“我以为剧作者没有把梁专员这一人物把握好是事实，它留着‘概念化’的痕迹，但这不能说是《蜕变》一剧便成为‘反现实主义’的。”稍后，葭水写了《〈蜕变〉观后》，为之辩护说：“要创造一个崇高而又逼真的人物，抑又何难！学者们曾经说，假如耶稣不真有其人，那么凭空虚构出这样一位人物来的，这耶稣的创造者，是非比耶稣还要伟大的一位人物不可。在《蜕变》里，有梁专员、丁大夫、丁昌那样老中小三辈的男女崇高人物。我们除了说作者曾以伟大的思想培养他自己的精神而后，又以思想作为食粮赠以观众，而外，还有什么可说？尤其是我们这些沦陷久矣、一向腐肉臭鱼树皮草根什么都吃的人，这乐是多大呢？”①还是夏衍更能体察作者，也谈得比较客观些。他说：“那时候正是一个爱国热潮奔腾澎湃的时代，善良的、充满着爱国热情的作者，谁不对祖国的前途乐观，谁不坚持秦院长和马登科之流必须‘蜕变’！在当时，谁不和他一样天真？他还接触到蜕变的旧壳，当时有许多人甚至认为抗战一开始，这张壳早已简单地脱掉了呢？”②他还说，《蜕变》的第一、三幕，可使人联想起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称赞了《蜕变》的喜剧艺术的创造。在抗战初期，揭露抗日运动隂暗面最早的，是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而话剧就当以《蜕变》为首了，而他那燃烧着喜剧性的愤怒的揭露，是真实地接触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的腐朽本性的。的确，作家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要真正的“蜕”旧“变”新，必须打碎整个反动国家机器，才能诞生一个新的中国。但是，就其梁公仰、丁大夫的塑造来看，作家的浪漫主义[jī]情，以及他塑造这些人物的艺术经验，也是不可全然加以抹煞的。呼唤新人的诞生，呼唤一个新的中国，对于曹禺的创作道路来说，已向前迈进了，并提供了新的东西。洪深曾说：“如果我们打算推荐十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的话——如果自己限制数目，不使超过十部的话”，那么，《蜕变》就是其中的一部。①
《蜕变》脱稿之后，便接到昆明国防剧社的正式邀请，约曹禺去昆明执导《原野》和《黑字二十八》。
据当时国防剧社的负责人李济五回忆：“有一天凤子和孙毓棠到民国日报社来找我说：‘你主持的国防剧社底子厚，有经费，有人力，为了很好地开展话剧运动，为抗日多做一些宣传工作，我们可以请万家宝（曹禺）来昆明导演几场话剧。’我很惊讶地问凤子：‘当真吗？你们确有把握能把万先生请来吗？’凤子说：‘怎么没有把握，我们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如果你同意，只要以我和闻一多、吴铁翼（国立艺专校长）三人的名义写信给他，他就会来的。’”②，李济五请示了他的上级龙秉灵。龙秉灵对话剧不感兴趣，但他对曹禺是闻名已久的，便立即答应了。于是，先由凤子、闻一多和吴铁翼联名打电报给曹禺，同时由国防剧社正式发出邀请电报，而实际上在暗中发起动议和支持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曹禺还曾经收到闻一多先生的信，信中说：“现在应该是演《原野》的时候了。”间一多还说，演出《原野》就是要斗争要反抗，他要親自为《原野》进行舞台美术设计。
曹禺是很高兴的。闻一多是他的老前辈，还在清华读书时，他就读过先生的《红烛》和《死水》，而先生的学问更是他所敬佩的。孙毓棠更是老同学老朋友了。他很快就复电接受邀请，国防剧社接到曹禺的回电是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０日。
７月１３日，曹禺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由重庆直达昆明，李济五等人早已迎候他的来临了。李济五说：“从舷梯走下一位３０岁左右的青年，身穿一件灰色长袍，手提一只藤箱。我迎上前去问：你是不是万家宝先生？他答我就是。我也作了自我介绍，我想不到这么有名的剧作家竟是这样朴实谦逊，于是便陪同他下榻于西南大旅社。第二天由龙秉灵设宴为曹禺洗尘，凤子、孙毓棠、闻一多和我作陪。”②曹禺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理事，因此，昆明分会也召开了欢迎会。曹禺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希望全市的戏剧工作人员团结起来，为迎接抗战的胜利演出更多的戏。紧接着昆明艺师戏剧科的毕业同学，在云南服务社举行座谈会欢迎曹禺，同学们早就敬佩这位戏剧家了，每个同学都把曹禺的剧本拿来请他签字题词留念。
从重庆来到昆明，犹如从蒸笼里跳出，进入一个凉爽宜人的世界。虽说正是夏天，而这里像是春天一样，阵雨过后，甚至寒气袭人。到处都可看到嬌艳的鲜花，到处都是葱翠的树木。
为了工作方便，他从西南大旅社搬到华山南路的南京旅社。这里离凤子和孙毓棠的家很近，她们住在青云街洋槐巷４号，每天就到她们家里研究排演事宜，有时闻一多先生也来参加。《原野》由曹禺导演，孙毓棠任舞台监督，闻一多和雷杰元任舞台设计。
在挑选角色上，曹禺颇费心思，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凤子扮演花金子，汪雨饰仇虎，李文伟饰焦大星，樊筠饰焦母，黄实饰白傻子，孙毓棠扮演常五。《原野》角色不多，还比较容易安排；当决定演出《全民总动员》时，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四五十名演员。为了更好地排演，便决定成立导演团，由曹禺、孙毓棠、王旦东、陈豫源共同导演。演员在联大剧社、云大剧社、艺术师范学院剧社中挑选。主要演员有凤子（饰玛莉）、孙毓棠（饰邓疯子）、曹禺、关媚如（饰扬兴福）、陈豫源（饰夏晓仓）、马金良（饰沈树仁）、谢熙湘（饰电灯匠）、王旦东（饰孙将军）。龙显球担任了这两出戏的场记。
在排练《原野》之前，曹禺逐个地找每个演员谈《原野》的创作企图以及人物性格塑造的要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投入工作，就像变了一个人，全力以赴。排练场就在长春路的雅集社，他每天很早就赶到排演场，如同坐阵的将军，是从不迟到的。据龙显球回忆：“曹禺当时已是名作家，但态度寓严肃于和蔼，令人感到可親可敬。他个子不高，身穿灰色长衫，袖口翻出雪白的衬衣，风度潇洒俊逸。排练工作紧张严肃，休息时虽谈笑风生，却无嬉戏无聊的打闹。每个人（包括导演、演员、场记、剧务）都集中思想于剧本再创造的琢磨之中。在初排步位时，全场鸦雀无声，只听到导演ｔ．ｌｗｅ，ｄ．ｏｎｅ，ｗ．ｔｈｇｅｅ（指桌、门、窗的位置）的指示声。”①他仍然保持着他导戏的老作风，既重视启发、誘导，使演员进入角色，更重视示范，一丝不苟地具体要求。有时为了一个动作，一段台词，不知要反复多少遍，即使像凤子这样的演员也不例外。他对自己也同样严格要求，排《黑字二十八》时，他扮演扬兴福，排到沈树仁打杨兴福的嘴巴，扮演沈树仁的马金良，总是不好意思打，不忍心打，这样，打得就不真实。曹禺就很不满意，他要求马金良一定得带着真情实感来打，要求他不要有任何顾虑。他认为演戏就要演得真实才能产生艺术感染力和可信性，搀假是不行的。在曹禺一再敦促下，马金良终行于进入角色，重重的一记耳光，打得曹禺牙根渗出血来。马金良心情不安了，但曹禺却感到十分满意。在排演场上，他有一种令人可信赖的力量，不是压服，而是对艺术高度严肃和认真所产生的威信，使演员们不敢有所怠慢。排《原野》时，焦大星和仇虎相遇的一场戏，扮演焦大星的李文伟总是把握不住艺术分寸，有些拿不准，动作缺乏真实感。曹禺就要求他一遍又一遍排，弄得李文伟汗流浃背，直到达到最佳境界为止。
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给演员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他第一次导演《原野》，他把导演的重心放在如何把人物的复杂心态表演出来，着眼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他要求演员不得夸张，特别是仇虎这样一个交织着复杂内心矛盾的人物，要在细腻而真实的表演上下功夫，于真实的表演中揭示仇虎的深层意识。
他同闻一多先生在研究《原野》的舞台设计时，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据李济五回忆说：曹禺和闻一多先生真是一见如故，我曾親自看见他们在孙毓棠、凤子家里讨论舞台设计的情景。在设计焦母家里摆什么桌椅时，先是曹禺说明他的创作意图之后，闻一多先生思索了许多，ǒ刁着烟斗，还用手比划着说，焦家堂屋的桌椅必须给人以里ｍａ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就是沉甸甸的意思）的感觉。曹禺当时就表示完全赞成闻先生的看法。《原野》每一幕的舞台设置，闻先生都同曹禺共同研究，画出平面图后，还制成模型征求大家意见，经过修改，最后才正式投入制作。闻先生一丝不苟，曹禺也是一丝不苟，因此，在共同的艺术追求之中，他们合作得很好。可以看出，曹禺对闻先生是十分敬重的，而闻先生对曹禺也是很尊重的①。
的确，曹禺为闻一多先生的工作精神感动了，闻先生为这次演出付出了他的心血。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学过舞台美术，他在绘画方面也有着杰出的才能。有一次，在孙毓棠家里研究演出事宜，他把一叠水彩写生画拿给大家看，这些画都是西南联大从长沙迁到昆明的路途中，经湘西陵辰溪等地所画的风景画，曹禺惊异先生的艺术才能。这次，为《原野》做舞台设计，可以说是他留美回来第一次把他的美术才能发挥出来。他紧紧地掌握着舞台布景必须服从整个演出的原则，在舞美设计上采取虚实结合，并运用了某些抽象的画法。在灯光下形成焦点透视，把大森林的隂森而恐怖的神秘气氛表现出来，增强了剧本的表现力，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潜意识，也能更好地逗起观众的情绪。构思新颖，使曹禺赞赏不已。更使曹禺感动的，是闻一多先生親自绘画布景。看到他一个人蹲在地上熬胶水，调配颜料，把长袍一撩，守着一张大画布画起来，一张布景有时要画一两天的工夫。这些，给曹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学者、诗人，那样精心地同他们合作，为了艺术创造，从不拒绝小事，这又是怎样一种难得的宝贵的精神！因之，曹禺对闻一多先生怀着深深的敬爱。
尽管排练忙，曹禺也不改变他读书的习惯，一有空暇，他便把书本捧起来。他是带着一部英文的《复活》来昆明的。清晨，他很早便到排演场来了，有时大家还没来，他就坐在沙发上看他的《复活》，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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