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真的又回来了！
一夜醒来，他好像是在梦中。此刻，他站在北京饭店的窗口，向外望去。长安街上洒满了阳光，虽然依然还是老样子；但是，他却感到它变了。他说不清楚什么地方变了，而的的确确感受到这座古城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的一切，都引起他的回忆。颐和园、北海的秀丽风光，前门大街的吵嚷，广和楼喧天的锣鼓，还有清华园，三座门大街１４号的小院，都曾留下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足迹。１５年前，当他告别北京去天津谋生时，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光怪陆离的人生，焦灼不安的心情，心里总像有一块石头沉沉地压着。在抗战中，他的梦魂曾在北平城缭绕：一片泠泠的鸽哨声，单轮水车在胡同里“吱溜溜、吱溜溜”的声音，还有磨刀磨剪的呼叫……那时，他只在梦中见到北平，在剧本中写到北平，如今，又都真真切切展现在他眼前了。是一片新的生活，是一片新的天地。
他还不晓得以后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但却充满了期待和展望。
在回到北平不久，好像不是他在生活，而是生活把他卷入一种愉快而紧张的漩流里，迅速地旋转，向前。他是那么繁忙，简直容不得他思索，带着他欢快地奔腾前进。只要看看他的时间表，就知道他生活在怎样一种空前的快速节奏之中。
３月２２日，他参加了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家的首次聚会——华北文委和文协举行的会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也是文艺界朋友们的盛大聚会。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郭沫若提议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３月２４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曹禺被推举为４２名筹委之一。
３月２９日，曹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４月２１日，有曹禺参加的和平代表团成员共４０人，因法国当局只给八个人发入境签证，其它代表因此受阻不能去巴黎开会。这些受阻代表便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会，与巴黎和平大会同时举行。曹禺在布拉格参加了大会。
５月初，中国和平代表团在世界和平大会闭幕后，又赴苏联列宁格勒等地参观，于５月２１日经哈尔滨回到北平。此行，使曹禺既看到苏联所受到的战争创伤，又目睹苏联人民在战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景象。
５月４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曹禺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
６月１５日到１９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６月３０日，出席第一次文代会预备会，当选为大会提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大会主席团成员。
从上述日程表中，可以看到曹禺当时忙碌的生活内容和紧张的工作节奏了。他原来是一个地道的自由职业者、作家兼教书先生。可以说，他毕生还未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新的生活节奏，由此而奠定了他未来的工作和生活的格局。尽管他还要从事创作，但基本上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文艺活动家了。在他写给老朋友佐临的一封信中，多少可看到他到北平不久的一段时间内的想法和感受：作霖、培林：
许久未通音讯。我到了北平１１天，就参加和平代表团，去了两个月，匆匆忙忙在苏联、捷克转了一趟。回到北平是５月２５日，正是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直是惦念着你们，不知在战争期中你们在上海如何过的，我希望你们没有受到什么惊吓。
我和柯灵收到你们的电报相当迟了，大约因为那地址不十分对的缘故。我们两个住在北京饭店，本想立即复电，又念二三个字说不明白，不如写信的好。
文华公司现在照常进行否？如何进行？我料想，刚一解放，沪上电影界还未见得十分明了现在的文艺要求，或者还不急于拍片。于伶兄想已见到，他自然会有些说明。我们在北平看到东北影片公司出品的《桥》，一部讲钢铁工人积极完成任务支援前线的影片（思想性很高，东西也很结实，除了微小的技术毛病，是一部很成熟的作品）。如果中国影片将来须一律走向在工农生活中找题材，材料自然异常丰富，但民营的电影事业可能要经过一度整理和准备时期。民营电影过去通常以小市民为对象，编剧、导演、演员对工农兵生活均不熟悉，恐怕非下功夫体验一下不可。解放区演戏有一个不可及的特点，即“真实”（自然，先将思想内容的正确这一点放下不谈），看了他们的戏，电影，不能不承认每个演员、编剧、导演，都在生活体验这一面作了很深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我们上海的朋友们固然也注意到，相形之下解放区的剧艺可扎实多了。所以如果民营电影也要完全以工农为对象，上海弄电影的朋友们必须从思想上生活上都要重新学习一下才成。现在有两种看法，有人主张不必顾到都市观众，小市民在全国人数比例太小，该以工农为主，也就是完全为工农。工农，尤其是工人，是今日革命的主要力量。又有一种说法，只要立场正确，有了立场，就应该连都市的小市民也一起被教育。前一种意见可以宋之的兄为代表，后一种意见即以茅盾先生为代表。现在民营电影应该走哪一路呢？这是我们应该切实考虑的问题。文华影片公司的日后发展有待这个问题的确切的解答。到现在为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