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她的“国标”。
汪宇抽完烟，起身步入卧室打开抽屉，拿了三百元钱，“我今天无论如何要去知青点，”他下决心说。他打开大柜，拿出平常出客时才舍得穿的深蓝色隐条飞鱼牌西服，穿上，系上一根廉价的黑底红花领带，擦亮上海牛头牌皮鞋，穿好，然后就精神焕发地出了门。
我当知青的那个时候，太阳是绿的，天空也是绿的，大地更是绿绿的一片，我生活在那个绿色世界里，做的是充满着绿色的梦，瞧着的却是一张张绿色的脸。那个世界一直如烟一般在我梦中萦绕，不是说每天都梦见知青生活，那种本事本人还没有，但隔那么一段时间（长则几个月，短则几天）知青生活便能很好地侵入我的梦境。我曾企图赶走这种怀旧的心绪，就像某人想摆脱某件早已厌倦的事似的，但“她”却像一条善解人意的狗能狡猾地躲过我的理智，当我干完某件事后很称心或很不称心地躺在沙发上休息，眼睛望着窗外的天空想认认真真地休息片刻时，这条“狗”蓦地就扑入我的心怀并牵引着我的思想（另一条狗）到那片绿色的世界里去漫游。
就这么回事。
我现在不大乐意见到绿色，绿色太容易让我掉进回忆的泥塘了，那个泥塘里我的灵魂是灰暗而且痛苦的，当然是为爱情痛苦。
那片绿色里有一张绝对俊美的脸印在我脑壁上了，这么多年弹指一挥间地流逝了这张脸却仍清晰可见，恍若浮雕，怎么也抹不掉。
这便是知青生活时常撞入我脑海的一大原因。这张俊美的脸上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令我神往。这双忧郁的眼睛知道我深情地爱着她，但她只能回避，因为她已经把自己的爱情交给了汪宇，无法再分一半给何平。
何平，这双眼睛在我梦里说：我很爱汪宇，我很爱汪宇，我不能又接受你的爱。
就这么回事。
那时候我和我的知青伙伴全很会吃，一餐吃个半斤八两是常事，当然拉得也很多。知青点的后面有一处土砖茅屋，粪池常常没有几天就满盆了。那时候吃得多一是劳动强度过大，二是油水少得可怜，炒那么大一锅子菜只放一瓶盖子油，菜上根本就没沾油，只有菜汤上飘着几颗迷人的油珠子。二十几个男女知青吃那么点油，当然就要发狠吃饭才行。现在猪吃的潲水油都很重，真所谓生活迈进了一大步。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苦，在我们下乡的大队，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劳动价值才抵人民币八分钱。雞蛋在当时正好是八分钱一个，一天的收入才能吃一个雞蛋！
一九七四年我从长沙市十一中学高中一毕业就打起背包出发了。那年与我一届毕业又一起下乡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深深爱恋的方琳。记得我们三个知青是搭一辆往知青点送油的南京牌卡车去的。那是十月里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们三个知青先后爬上了卡车车厢，车厢里放了一缸菜油一缸猪油和一缸酱油。我们的行李就搁在这些缸盖上，各自管好自己的东西。我那天是第一次见到方琳。方琳不住在我们h局的宿舍里，而是住在她父親单位上（她母親在h局工作）。那天上午九点钟，她第一次走入了我的眼帘，穿身当时相当流行的文工团服，一手提着白铁桶一手拎着红塑料壳热水瓶。她父親为她提着一口大皮箱，母親掮着她的行李包。我不认识她那个瘦高瘦高的父親，但认识她那个早已迈入中年却梳着一条姑娘才梳的长辫子的母親，她母親是h局办公室的普通干部，因为四十几岁的人了还梳着一根乌黑的长辫当然就有几分让人不顺眼而遭人背后讥诮，于是我理所当然地就认识这位长辫子女人。
长辫子女人的女儿一下子就迷住了我。
千真万确。
南京牌卡车在九点半的阳光里驶出h局大门，冲完一条长长的下坡，接着朝很陡的上坡挺进时，方琳的绿脸盆从她脚旁很好地滑到了我的脚前，这当然就提供了一个我可以同她说话的借口。
你的脸盆，我笑笑说，用脚把脸盆送到她的脚旁。她瞅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叫何平。我装做无所谓地问她。你呢？
方琳。
你怎么跟你媽媽单位下乡？我找话说。因为常情是子女随爸爸单位下放。
我爸爸单位的知青点很乱，发生了三起知青跟农民打架。她说。所以爸爸要我跟媽媽单位下乡。
哦。我跟大人样的哦了声，一时找不到什么话说，由于心虚，隔了气就更加寻不出理由同她搭讪什么了。
南京牌卡车一到知青点，将一缸缸油卸下车，由一些老知青欢欣雀跃地抬进食堂后，我便被带队干部领进了汪宇住的房间。房里靠两边墙各摆一张两层床，但只有两张铺上挂着蚊帐叠着被窝，一张床上搁着箱子、热水瓶和碗什么的，另一张床上铺了层稻草，显然是留给我睡的，汪宇，你房里住进来一个新知青。
h局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上乡的干部说。
汪宇正坐在桌前写信，折过头来说了声欢迎欢迎，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几眼，又转头继续写他的信。
知青干部把我的背包放到铺着稻草的床上，说了几句要我开好铺、休息下就去食堂吃饭的活后，被一个知青叫去了。
汪宇写完信就正式调过头来瞧着我开铺，我姓汪，名宇宙的宇，他笑笑说，老弟你呢？
姓何，名平静的平。
老何。他表示友好地笑笑说。
我一愣，因为从我出生起还从没有人这么称呼过我。用老何来称呼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的确让人莫名其妙，可汪宇和我相识的第一天就是这么叫我的。千真万确。汪宇的父親是长沙市h局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行使着一把手的权力，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父親从长沙市h局局长宝座上给造反派造反有理地揎下来后，第一把交椅就一直空缺。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父親官复原职为止。按说我应该认识汪宇，但汪宇的父親是一九七二年从市经委调到h局的，家却没有搬来，故不认识。
何平，老何。汪宇说。你睡觉打鼾不？
不打。我说，终于把床铺好了。
你打鼾吗？
我不打。
我们说了一气这样的话，食堂里有知青便嚷嚷叫叫呷饭咧呷饭咧，有肉呷，快来咧。
呷饭去，老何。汪宇说。他转过身，冲着桌上一面椭圆形镜子整理了下发型，回转头望我一眼说，走罗。他一走出门便放开嗓门唱了句老《白毛女》电影中的歌：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山下的谷子望呀望不到边。唱完则冲一个拿着碗迈过来的男知青爽快地一笑，老严，有肉呷咧。
有肉呷，我们享新知青的福罗。老严说，瞥我一眼。何平你好，下乡了罗。
老严名叫严小平，住在我家楼上，我们从小就认识，我读小学时还和他打过一架。小平哥，我说。严小平只比我大一岁，在h局宿舍里以讲狠斗勇和偷东摸西出名，宿舍里的大人小孩都有点讨厌他。严小平下乡是他父親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所致，严小平完全可以不下乡，他哥哥还在他读高中时就当兵走了，他可以以父母身边无人照顾等理由留在城里等待招工。但他父親觉得与其让他在城里等待招工的一年或两年里变得更坏，不如叫他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好生锤炼一下，借机改造思想什么的。当然严小平就在父親的再三威逼利誘下“滚”到了农村，就这么回事。
你这鳖胖了点埃严小平拍了下我的肩头说，半年不见。
没胖。我说。
知青点的食堂里摆着两张大方桌，我和汪宇、严小平相继走进食堂内时，已有几个知青坐在桌前吃饭了。嘿，你好。冯焱焱率先和我打招呼。我笑笑，走过去装了碗饭，“帮厨”的知青便舀了瓢青辣椒炒肉倒进我碗里，又舀了瓢白菜倒入我碗内。
何平，你姐姐呢？冯焱焱叫我道，她和我姐姐是同班同学，一并是十七中乒乓球队的。
姐姐在屋里学做裁缝。我走拢去说。
冯焱焱移动了下屁股，我便坐到她一旁，这时我瞧见方琳昂首挺胸地迈了进来，穿一件红高领毛衣，两只rǔ房当然就很誘人地挺在胸前，下身一条灰褲子，脚上一双白球鞋。她漫不经心地扫了眼大家，径直走到打饭处打饭。从背后看，她的屁股略大，腰身则细，斜肩膀，梳着根她母親那样的长辫子，整个儿极富青春气息。她的“入侵”把所有在座的知青全吸住了，仿佛走进食堂的不是一个女知青而是一个电影明星。你是新来的？我听见帮厨的知青边为她舀菜边嘻笑着脸问她。
嗯。她不冷不热地嗯了声，接着转过身走出了食堂，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了。我注意到她的房间与我和汪宇住的房间隔壁处隔壁。
她不是我们宿舍的。冯焱焱感到奇怪地说，望着我。怎么下到我们知青点罗？
我从冯焱焱的表情上看出了一丝妒忌，我说，她媽媽是办公室的刘姨。
她有点象王晓棠。严小平叫嚷着说，脸上有些高兴。我们知青点来了个美女。
汪宇西装革履地走进了门楣上挂着“旭华办公用品批发部”白底红油漆字的房间，这间房子当街，不大，摆了三张旧办公桌，两张长沙发，桌子前当然还有几把椅子什么的。汪宇迈进去时，一个年轻人坐在桌前看报纸，旁边摆杯茶。“老华。”汪宇打招呼说。
所谓老华，不过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长一个尖脑壳，是“旭华办公用品批发部”的“奠基”人，当然就是经理了。老华一度也在电机厂干，由于一锤子打开了车间主任的脑壳于是就辞了职。汪宇便是在他的煽动下毅然离开电机厂而投入他的怀抱的，无非是企盼口袋里拥有那种镶金边而且是仿宋体字样的“汪宇业务经理”之名片，这递到熟人手上绝不会脸红，反倒脸上有光。因为无论从哪点说，“经理”两个字不但香气逼人而且还会让有些人景仰什么的。“怎么没骑摩托车？”老华开玩笑地望着汪宇，“你的摩托车呢？”
“我今天想到岳阳去。”汪字说。
老华望住他，端起茶杯呷口茶。
“我表哥在岳阳师范当管后勤的副校长，”汪宇说，坐在长沙发上，递了支白沙烟给老华。“我准备去走走关系，看我表哥学校需不需要进办公用品，如果要，就是一笔大买卖。”其实汪宇去年就跟他那个当副校长的表哥写过信，他表哥回信说，学校的办公用品被指定在岳阳市教委劳动服务公司进，他无能力改变这种现状。汪宇打算从知青点回来后就把表哥去年写在信上的话向老华讲述一遍，好象自己真的去了岳阳。就这么回事。
“那可以，”老华高兴地笑笑，“学校的进出量大，要是能打通关系，那就够我们潇洒的。”
“当然。”汪宇说。
“我还准备六月份关了这店子。”老华说。
汪宇心里一凉，“关店子？”
老华说六月份房东要把八百元一月的租金提升到一千二百元一月，而他们三个人（还有一个姓李）平均一个月才赚二千多元，房东几乎吃了他们收入的一半，这岂不是为房东做事？干劲从哪里来？所以他老华准备关了这店子做别的事去。“没劲，搞来搞去，等于是为别人做事。”他是指房东，“那我还不如在家里睡觉，自由自在。”
两年前，即一九九一年的这个时候，三个人天天聚在一起热情高涨地谈论着生意经，很有一番雄心壮志地创办了这家“旭华办公用品批发部”，为此还为打通关节费了不少周折，当然也破了不少费用。原以为开张的鞭炮一响，财源就会滚滚来，门板都挡不住而变成长沙市的邪大款”，令妻室儿女过上幸福生活且令朋友们刮目相看什么的。结果……也许一开始他们在议定事项的时候就太显小家子气了，在讨论月薪为多少时三个人竟一致通过都拿四百元一月，年底再进行分红。四百元一月在一九九一年虽比普通工薪阶级略高一点，但早已不是令人羡慕的数字了，这似乎一开始就给他们三人企图拓展的事业定了个灰色的基调，果然生意就不景气得很有点惨淡经营的味道。去年年底分红，一人只拿了一千七百元回家，还包括四百元工资在内，这叫在中外合资公司里拿高工资的冯焱焱很有些不屑一顾。冯焱焱的月薪刚好是汪宇的三倍，用数学老师的话说则是三四一千二，这确实令长沙市绝大部分厂矿的工人阶级硬骨头和中小学的人民教师仰慕并且情不自禁地咂舌。偏偏年底还拿什么双薪，四六二千四，又得了个五千元的所谓“红包”，她当然就可以正眼也不着地冲汪宇大器道：“你那点钱做好事，留着你过年用，我不要你上缴。”这很有点挫伤汪宇身为一个大男人的自尊心，使他感到妻子离他进一步地远了。“你们几个没点思想的男人晓得赚什么钱罗？”妻子曾经就这么断言说，“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保证搞不了两年就要关门散伙。”虽然冯焱焱采用的是激将法，语气中有一半是刺激他们去发狠赚钱以证明自己有本事，但另一半却明显是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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