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零乱和芜杂的缺点。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陆贻典、毛扆手校的《宋名家词》，陆、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况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确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陆、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馀首，陆、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馀首。对这种情况，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选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况要更复杂一点。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馀》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馀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馀首，《续草堂诗馀》约有三十馀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随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异说，随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奉朱翌《灊山诗馀》，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漱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开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我们在这些辑佚工作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除了在各种词选中搜集资料以外，某些类书如《全芳备祖》、《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等等，都是辑佚的渊薮。仅仅这三种书，就辑得一千馀首。而其他载籍如《宋会要辑稿》、《乐邦文类》、《寿亲养老新书》、郑元佐《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永乐大典》以及各种诗文总集别集、笔记小说、书画题跋、金石录、花木谱、方志等等，散见的资料还不知凡几。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钩沉表微，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我们尽可能的寻检了所知道的和所能见到的资料，补苴前人的缺漏，尽管所得不多，有的还是零简残篇，但在使研究工作者比较全面地看到现存宋词整个面貌这一意义上，还不无差堪自慰之处。
关于校订、编排、写作词人小传等等具体工作，在《凡例》中作具体说明，此处不赘。
这次重编订补，虽然我们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传世宋词，决不能谓为已尽于此。我们的见闻有限，看到的书不够多，没有收入的词必定还有不少；即使是已经用过的书，也难保没有遗漏。自付排至校毕过程中，又有某些订补(详《订补附记》中)，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考订编排工作上，还有三百人左右迄今不知行实；就是写出小传的，有的过嫌简略，有的还可能有错误。又，宋代同姓名的人很多，稍一忽略，就容易张冠李戴，现在的《全宋词》里很可能也有这类错误。我们恳切地要求读者指出遗漏和错误，以便在再版时重加修订。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六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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