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存宋人编辑的诗话总集，主要有三大部：《诗话总龟》、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和魏庆之的《诗人玉屑》。《丛话》和《玉屑》都成于一人之手，《诗话总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它的第一位编者是阮阅，书原名《诗总》，成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大约没有刊刻。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在闽中有了刻本，改名《诗话总龟》。从此，《诗总》就为《诗话总龟》所代替，各书著录就只有《诗话总龟》了(如尤袤《遂初堂书目》)。宋代刻的《诗话总龟》，宋末元初的方回见到过七十卷本，没有流传下来。明代的传抄本是一百卷的。到了嘉靖年间，明朝宗室月窗道人刻了一个九十八卷本，这是《诗话总龟》流传到今天的唯一刻本。
阮阅字闳休，自号散翁，亦号松菊道人，舒城人。元丰八年(一○八五)中进士，榜名美成。做过钱塘幕官，后来以户部郎官出为巢县知县。宣和中做郴州知州(依《诗总序》及《郴江百咏序》，始官为宣和二年，《郴州志秩官表》“知军”作政和七年“由朝散大夫任”)，曾用七绝作《郴江百咏》(《四库》著录，实存九十二首)。因为擅长绝句，所以有阮绝句之称。南宋建炎元年(一一二七)以中奉大夫作袁州知州，致仕后定居宜春。明抄本“绍兴辛巳(一一六一)长至日散翁序”说“戊辰(一一四八)春余宦游闽川”，就阮阅生平、仕历观察，序文显系伪托。阮阅的著作有《松菊集》五卷(今佚)，《郴江百咏》，《诗总》十卷(即《诗话总龟》之前身)，《巢令君阮户部词》一卷(见《皕宋楼藏书志》)，《全宋词》存词六首。正德本《袁州志》有《重修郡城记无讼堂诗序》及《宣风道上题春波亭》两首七绝。《诗话总龟》后集的《阮户部诗》，疑即阮阅，所引仅七绝一首。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著录《诗总》为十卷四十六门，元初方回已见不到《诗总》旧本，他在《桐江集》中说：“今所谓《诗话总龟》者，删改闳休旧序，合《古今诗话》与《诗总》，添入诸家之说，名为《总龟》，标曰益都褚斗南仁杰纂集，前后续刊七十卷，麻沙书坊捏合本也。”今见《诗话总龟》前集，总卷数不同，门类仍为四十六，其中估计也有后人增补，一般当仍为阮阅原本之旧。而后集五十卷，基本上是《苕溪渔隐丛话》《溪诗话》《韵语阳秋》三书的杂凑，决为“书坊捏合”，非阮氏所有。因此，《诗话总龟》的价值，主要是在前集中。有关《诗话总龟》的版本源流，可以参看本书附录前人的著录和序跋。
《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后先成书，《诗人玉屑》最为晚出。黄升为了抬高《诗人玉屑》的地位，贬抑《总龟》和《丛话》说：“诗话之编多矣，《总龟》最为疏驳。其可取者惟《苕溪丛话》，然贪多务得，不泛则冗。”此论未妥。《四库全书总目》评《苕溪渔隐丛话》时这样说：
“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名目；此则唯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正；此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这段议论，大体平允。同书在阮阅的《郴江百咏提要》里也说到《诗话总龟》，还强调它内容丰富：“而阅素留心吟咏，所作《诗话总龟》，遗篇旧事，采摭颇详，于兹事殊非草草。”
《天禄琳琅书目》认为《诗话总龟》“在诗话中荟萃最为繁富”，我以为如从资料丰富这一点来评论《诗话总龟》，其价值似不在《苕溪渔隐丛话》之下，远非《诗人玉屑》所能及。今天看来，也是《诗话总龟》值得整理重印的主要理由。《苕溪渔隐丛话》以人为纲，如果研究一位大诗人，它提供材料系统而集中，当然很方便。《诗话总龟》以类编排，如果研究同一题材的不同内容，那末分类编排的优点就不能抹杀。事实上细考《渔隐丛话》全书，它以杜甫苏轼为两大宗，一百卷中两人共占二十七卷之多。但同时也辅以以类相从的方式。比如在玉川子的名下，集中了咏茶的诗篇；用《长短句》一目集中有关词的论述；用《丽人杂记》集中妇女创作。可见以人为纲和以类相从的办法，不应互相排斥。从内容来说，《渔隐丛话》着眼大家，多附议论考辨；《诗话总龟》广收小家，但录其诗其事，排比异说，很少论辨。《四库提要》说“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是符合事实的。今天论述《诗话总龟》的价值，我以为首先在于它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可以从诗话、诗作和说部几方面来看：
从诗话说，《诗话总龟》前集共引书近一百种，其中诗话或与诗话相关的书占大半，而多数都已散佚。从事宋代及以前诗话辑佚工作，离不开这部书。今人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辑佚》大量取材于《总龟》及《丛话》，就是最好的证据。
从作品来看，可以补集部漏收的诗句还不少。如前集卷七：
“刘孝标《舞诗》曰：‘转袖随歌发，顿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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