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点上，他又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历史研究乃与人紧密相关，人是历史考察对象之基本构成要素。平民作为整，更也是创造历史之主要力量。同时，历史研究之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为以平民及其他集团所构成之人群于现在和未来之行进，指明方向。因此，如果历史研究远离了平民而必要寻求束之高阁之纯学术，虽然不可以之为不可，却总还是一大缺憾：这也是钱穆及黄仁宇高明于陈寅恪先生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诸著作于此亦足可无憾后人。
黄仁宇先生之为人景仰者，当然还远不止此。其人侨居海外，而心怀故故民，以老迈之身，致身学问，“宁羞白发照渌，逢时壮气思经纶”；以败军之士，能抛弃私，治学但以探索民族前途为第一要务，其炎黄赤子之心，天可为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吾人主义固可不同，而为民族之振起孜孜以求之心，则无所不同，又岂能如今天的一些所谓的“学者”那样，为一己之利、一家之益、一之偏，而去出卖民族家之利益，甘为人之家奴呢？
“死去何所道，托如山阿”。黄仁宇先生的学术观点或可商榷，他的史学地位或可再辨析，由后人评说；他所从事之事业虽未竟，中华民族亦正于或再次振兴或继续沉寂之极为关键之十字路口，诸多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及我们的后来者们去继续思考、探索。然而他之为一今已不多见的有良知之真正的民族学者，他之为探索思考民族前途而付出的不懈努力，都足可为后人纪念。“嗟尔君子，无恒安。靖共尔位，正直是与”，黄仁宇先生的路还需要后人接着走下去。然而他在他曾走过的路上留下的蹒跚脚印，却已无能被轻易抹去。他亦将以此，赢得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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