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到达甘州，他在那里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分给甘州戍军多少赏物。张中元恪守规章，虽然他认为以前极低的定额是不适当的，但是他不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所需颁发的数额开支官物，遂以私人财产根据官兵等级赏给钱物。为赢得沿边戍军之心，他预先就有所准备，随身带着这些钱物。他感到自己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久，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官兵在领受赏物时欢呼：“皇帝万岁！”并吹吹打打地欢送他。这一经历使他相信，士卒们是忠于朝廷的，未来的兵变可以防止：甘肃一带，不特回变一事，往往鼓譟为常事，杀官为奇货，虽边俗之薄恶如此，亦皆抚镇之不得其人也。幸今抚臣，一尘不染； 镇臣爱惜士卒，抚镇和衷，皆实心任事，以致各郡道将大小文武，无不奉公守法。职始而为地方虑，转而为地方庆，可抒皇上、皇〔叔〕父摄政王西顾之忧也。①当时，对张中元来说，减轻战乱所带来的破坏的最好办法，是鼓励官员廉正忠恪，遵纪守法。但是，像给边地戍军军赏这类措施，虽然也许能如愿以偿地立即赢得戍军的兵心，以保护士民免受掠夺，却不能为边境地区回汉冲突问题提供长久的解决办法。不过，这样的解决办法以前是有人提出过的。1648年6月25日，当回民义军还在与清军鏖战的时候，兵部左给事中郝壁曾就控制西北特别地区的方式问题，向朝廷呈递了一份很长的、也是很重要的奏章。首先，他对孟乔芳的迅速取胜大加称颂。孟乔芳不到半个月就击溃起义回民，收复甘肃主要州府。虽说“制小丑之命，犹搏狐鼠”，但“皆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所致”，及官兵勇猛善战之故也。然与回民的冲突极有可能再度发生。任何人，他很快补充道，都不能否认我朝之仁政，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逆贼并未被剿尽杀绝（米喇印起初毕竟是清军的参将）。另外，在西北各大州府，回、汉相杂，“习俗不同，终为疑贰”。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重新安置少数民族的政策。他认为回民部族应该被安置在距最近的汉人州、县、卫至少50里远的、适于开拓的僻静地带。在那儿，他们可与家人相处，从尚武的骑手转变成为和平的农夫。勿令养马，勿藏兵器。令渠掌教之人主之，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根据这一“长远计划”，当地司道等官应当不时察勘，以确保回民恪守这些法规。②郝壁的隔离政策得到了清廷的赞同，回民从此以后将被重新 安置，与汉民保持距离。①在归顺的蒙古人和青海蒙古土人的帮助下，清政府将哈密和汉地回民迁移到离固定的州府、集镇和戍堡相当远的地方，他们还试图切断肃州回民与哈密之间的所有联系。嘉峪关关闭了。一直到1855年，在接受了莫卧儿使团为哈密与丁国栋的联盟所做的道歉后，清政府才重新接受西亚诸国的进贡。②重新安置回民并没有结束一切反清活动。西宁蒙古土司在甘肃叛乱期间曾经支持清政府，1653年，那里却在回民彝鲁的领导下爆发了起义。不过，即使当时有几位清朝官员声称起义领袖与哈密有联系，仔细考察的结果却证明事情并非如此。③虽然，把宗教派别间的和谐归功于清廷对这些不同部族的隔离政策，是没有道理的，不过西北沿边确实安宁了一个多世纪。④ ② 《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7—498页；《清史稿·许占魁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5—276页。吴三桂把其中的一些叛军收编进他自己的军队，所以清廷申斥他没有杀了战场上捕获的许多明朝官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51页。 ③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22—23页。 ① 《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 ②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4页。 ③ 《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2、504页。 ④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6页。 ⑤ 同上书第四十三卷，第506、507页。 ⑥ 《世祖实录》第四十五卷，第526、527页。 ① 《世祖实录》第四十五卷，第528页。参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275页。 ② 《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04页。 ③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8页；另见《兰州府志》第六卷。转引自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80页。攻克肃州的消息于1650年1月16日报达朝廷。 ④ 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孟乔芳1658年去世后四年，陕西省感激的士绅们在西安的荐福寺立了一块石碑，颂扬他根除了伪逆的官兵。北京的一座庙宇也立有一块石碑，碑文为王士祯所撰。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7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3页。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 ① 清政府决定这样来重新安置回民部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鉴于它自己对于不同种族间居住的经验。如上所述，无论在辽宁还是后来在北京，满人都形成这样一种习惯：将不同的少数民族分隔开来，以防止种族间关系紧张化。这种对少数民族隔离性的重新安置办法，后来被用来处理19世纪的起义回民。尤其在肃州地区，当回民向左宗棠投降时，即“受命集体迁移到新的隔离区去”。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起义》，第149—150页。 ② 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21页。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3—284页。上奏日期为1654年1月9日。 ④ 当然，清军1758年至1759年在亚肯特与和阗回部，及1765年与伊犁回部有过大战，不过在甘肃内部，直到1781年和1784年才发生大规模起义。当时，对追溯回民起义与苏非教武士的纳其西班德迪亚“新派”的联系，已经可能做出更为肯定的答复了。罗塞比特别指出：清朝后期，回民都是单独起义，从不与汉人合作。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93页。这或许是满清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可能将汉、回完全分隔开来了，致使他们在19世纪50、60年代的种族斗争中成为互相敌对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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