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受歧视。”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3页。 ② 李东：《见闻杂记》第十卷，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7页。几年前，东林党人赵南星便将经济衰退与挥霍浪费联系起来，极力抨击奢侈之风。他说，当时的人们，不论男女，都追求华服美食，挥金如土。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第二六四卷，第5页。这种风气大约是从16世纪40年代兴起的，当时男子开始戴瓦楞骔帽，穿轻俏精美的暑袜和蒲鞋，宜兴出产的“黄草蒲鞋”尤为著名。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2页；又见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30—131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2页。华丽的饰服作为政治衰微和社会堕落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荀子（约公元前300—237）写道：“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荀子笺注》，第227页。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7页。假道学们特别提到，这些士大夫修习八股文极为严谨，但私生活却非常放荡，甚至发生反常的性行为。谢肇浙：《五条俎》第八卷，第5页。 ② 昂贵的金银珠宝饰物，尤其是作成各种动物形态的精美头饰，在崇祯时期非常时髦。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2页。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31页。名门子弟并不全是花花公子。据晚明史料记载，也有许多权贵子弟倚势恃强，横行乡里，成了令人畏惧（以及令人鄙视）的土豪。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21页（第三十四卷）。 ④ 其中有一姓维持了21代，一姓维持了18代，四姓维持了17代。潘光旦在其开拓性研究中提出的这91个大姓，是根据他们在地方志中的出现和其他衡量其声望的标准选出的。从其在巍科人物中所占之比例，也可看出这些家族的声望和权势长久不衰这一事实。明代共有巍科人物440人，嘉兴府得12人，其中10人是上述91家望族的子弟。清代共有巍科人物520人，嘉兴府得28人，其中17人出自上述望族。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96—98页。 ⑤ 因此，政府阻止这种逃税现象的努力，被大族势力挫败了。川胜守：《浙江嘉兴府的嵌田问题》。 ① 潘光旦：《嘉兴的望族》，第127页。 ② 《嘉兴的望族》，第125页。包鼎之父所言“齐大非偶”，出自《左传》第六卷。文中“安人”是六品官夫人的头衔。 ③ 潘光旦：《嘉兴的望族》，第122、126页。关于明末商、农、士之身份的混淆，及其在泰州学派思想中的反映，见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第173页。在明末的说教作品中，也有人极力维护严格的身份区别，这或许正是上述融合现象的一种反映。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第346页。 ④ 有明一代，南直隶（即江南）籍官员中无其他亲属同时任官者占59％，而浙江籍和福建籍官员中有姻亲同时在官府任职者分别占42％和34％。詹姆斯·B·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62—366、382—386页。江南望族之间的婚姻，作为超地方性的社会纽带，常常使其中许多成员产生大都市观念，从而促使他们超越地方利益的局限，逐渐卷入东林党运动一类的全国性政治争端。邓尔麟：《达官贵人》，及其《嘉定忠臣》。 ① 如果说宋朝是以杭州和开封等大都会为中心的时期，那么晚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这些大都会之外，又迅速发展起来一批大市镇（通常是棉花贸易中心）。从1500年到1800年，苏州、松江、常州、太仓、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地区，市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144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3—104页；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8—70页；弗雷德里克·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127—129页，及其《南京的变化》，第63—65页；P.阿尔瓦雷·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21—22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8—10页。 ② 用功能分析的术语说，明朝晚期江南潜在的社会子系统比其他地区有更大的自主性。由于姓族、官府、或许还有经济子系统是相对独立和分离的，其身份的形成就更容易、更稳定。 ③ 台尔曼·格里姆：《中国明代儒教教育和政治》，第130—133页。 ④ 据1586年版绍兴府志载，当时如果不能用儒家经典教育子弟，连最贫穷的人也会感到羞耻。从商贾到差役，几乎人人都识字。何柄棣：《进身之阶》，第251页。罗乌斯基的数字表明，在中国的这一高度发达地区，男性中具有实用读写能力的，可能达到了35％或者更多。伊夫林·S·罗乌斯基：《清代的教育与大众文学》。 ⑤ 小林裕充等：《安徽绘画的盛期》，第25页。 ⑥ T.S.费希尔：《顺从与效忠》第二部分，第133—137页。许多生员只知死背范文，和不厌其烦地反复研读四书五经。明朝末年，人们普遍认为，把时间全都用在钻研八股文上，会导致士大夫阶层的退化。后来，这种形式主义又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威拉德·J·彼得森：《苦果》，第56—58页。 ① 孔尚任：《桃花扇》，第212—213页。“新治”指1644年福王建立的南明政权。主考官当然是钱谦益。 ② 艾维四：《复社》，第337—338页。 ③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46页。 ④ 下文所述应社和复社的兴起，及其同诗界的关系，主要依据朱倓：《明季南应社考》；吉川幸次郎：《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问国事》；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45—186页；艾维四：《复社》；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译注》，第13—20页。 ① 李文治：《晚明民变》，第846、1400、1537页；吉川幸次郎：《不问国事》，第18—21页。 ②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2页。该社后来由范文若命名为“拂水山房社”，成员多是常熟、华亭（松江）和昆山人。 ③ 袁宏道（1568—1610）一派宣称，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性格，一味仿古只会扼杀文学的生命，主张诗人应摆脱传统文学形式的束缚去抒发自己的性灵。里杰德·约翰·林恩：《正统与启蒙》，第237页。 ④ 据说，艾南英和陈子龙甚至为此动手互殴。艾维四：《陈子龙》，第39页。艾南英后曾率众抗清，在唐王政府中殉职。艾南英：《天佣子集》第六卷，第10—15页。 ⑤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6页。 ⑥ 周钟的家族是金坛贵族。其父周泰时曾任云南布政使。徐鼒：《小腆纪传》，第206—207页。 ①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5页。南社有16名成员，包括万应隆和吴应箕。 ② 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第二六九卷，第14—15页。 ③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24页；艾维四：《复社》，第339页。“应”也暗指《易经》所谓“同响相应”之意。见阿特韦尔：《陈子龙》，第36页。 ④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6—547页。此系吴伟业说。 ⑤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3页。 ①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2—53页。 ② 应社成员中以负责招纳社员的孙淳最为积极。后来在复社中他也担负同样职责，并遍游天下社团。一位来自嘉兴的复社盟友说他“忘其身，惟取友是急，义不辞难，而千里必应。”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76页。该社当时刊行的一部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文集，是张溥选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吉川幸次郎：《不问国事》，第21页。 ③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第11—1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6—118页；贺凯：《苏州及魏忠贤的党羽》；艾维四：《复社》，第33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14—15页。 ④ 16世纪50和60年代，由于倭寇和中国海盗时常袭扰长江三角洲，一种以苏州香工会一类手工业行会为中心的强大地方自卫传统逐渐形成了。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5、123—125页；勒·P·路易·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5—20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0—211页。 ① 1567年的暴乱，基本上是一次生员抗议科举舞弊现象的示威。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1及111—112页；白乐日：《中国传统政治》，第11页；袁清：《城市暴动和骚乱》，第286页。 ② 《明实录》隆庆朝第二十四卷，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0页。 ③ 1586年，霜冻毁掉了江东的果园。1587年，暴雨毁掉了成熟待收的庄稼。1588年，春旱造成了饥荒。1589年，又发生严重的夏旱，官府不得不赈济灾民。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又见森正夫：《16—18世纪的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4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1—22页。 ④ 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0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第286—28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13—14页。 ⑤ 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8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3—115页。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5—116页。 ② 有的学者提出，东林党人代表了新兴商人阶级和中小地主的联盟，企图超越专制皇权而建立地主阶级的霸权。按照这种观点，东林党人是想通过反对集权专制主义和反对滥用特权迫使下层阶级铤而走险的大地主的利益，来强化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沟口雄三：《东林学派思想》，第173—175、195—196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56页。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3页。按照一种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地主阶级内部包括几个不同阶层：贵族地主、乡绅地主和经营地主。其中第三者在江南抗税运动后期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们直接经营自己的土地，以个人身份兴修水利，因而支持受其驱使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摆脱官府的赋税，有时还联合市绅一道同官府作对。李洵：《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第22页。 ④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88—89页。一些大臣——有的与东林党有关系，有的则没有关系——联合起来抗拒陈增等宦官的勒索，为首者是李三才。此人官至淮南巡抚，虽非东林党人，但因领导了反抗额外征税特别是矿税的群众运动而名闻天下。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110—1111页；《明代人名辞典》，第503、847—850页。关于1601年的暴动，见袁清：《城市暴动》，第287—2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72—373页。1601年的抗税斗争恰好与农业灾害同时爆发。嘉兴、湖州以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导致谷物和生丝价格急剧上涨。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有关诸问题》，第88页。 ① 杨廷枢是苏州最著名的儒师，他招纳弟子不分贵贱，一视同仁。17世纪30年代，其门下弟子多达2000余人。艾维四：《复社》，第347页。 ②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这里所用的是19世纪李瑶校刻本，题为《南疆绎史勘本》。林恩·斯特鲁弗认为，该本内容多出李瑶之手（斯特鲁弗给作者的私人信件）。但该本的基础毕竟是温氏的作品，故本书从《台湾文献丛刊》之说，以该书为温睿临等著。 ③ 据1629年张溥为纪念这些殉难者而题写的碑文载，周顺昌被捕，“吴人痛心”，这五人遂挺身而出，痛打缇骑，事后被杀。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74页。还有一篇名士文震孟题写的碑文，后有98位苏州士大夫的署名。同上书，第376—377页。 ④ 《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3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3—94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15—20页；袁清：《城市暴动》，第293—296页。贺凯的《苏州》对这一著名事件作了精彩的概述。 ① 艾维四：《复社》，第340页。 ② 应社究竟何时改称复社，尚不能确定。查慎行《人海记》载：“（杨彝）初与同志数人为应社。其后二张名骤盛，交益广，乃改名为复社”。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3页。“复社”一名暗合《易经》复卦之意。复卦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一事物之衰败就是另一事物重新兴起的转折点，于是旧事物被抛弃了，新事物又繁盛起来。见艾维四：《陈子龙》，第41页。明朝末年，对儒家经典中“复”之概念的这种拟古主义的理解非常流行。在研究陈洪绶描绘17世纪初葡萄社在北京一个寺庙集会之情形的一幅画时，艺术史学家高居翰指出，画家有意使人们联想起1000多年前白莲社的一次集会。其意图并不是要说明葡萄社是白莲社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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