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案 自6月下旬以来，顺案就一直在策划之中。⑤6月22日，从北 方逃来的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这一禁令是针对那些曾投降过大顺又想南下避难的人而发的。①7月4日，马士英又力荐其好友李玉田任兵部尚书，以酬劳他在北方杀死过许多“伪官”。②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试图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③史可法并不想对曾归降大顺的人实行大赦。④实际上，他还要求对自己的堂弟、翰林庶吉士史可程实行惩治，因为史可程曾加入过李自成的政权，并写信劝史可法也归顺大顺。⑤但史可法也主张区别对待曾与大顺合作的官员。他以略带讥讽的口吻指出，那些现在叫嚷着要求惩处“从贼官”的人们，倘若在北京陷落时也在北方，可能 会做出与之完全相同的举动。总之，史可法认为这是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往事，许多在南方任职的官员原是被朝廷贬到这里来的，而现在却恰好因之而免受监禁之苦。史可法指出，高杰和刘泽清都没有坚守北方的岗位，而自己与马士英也未能营救北京的崇祯帝。他暗示南方的官员都未能挽救北方朝廷，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官员的幸存正是由于北方官员没有严守臣节，因为如果北方官员都像忠臣义士一样杀身成仁，那么像他这样深受先帝厚恩的南方官员也都应效法。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应从死，岂在南者独非人臣。①但就在史可法上疏建议只惩处罪大恶极的降贼官员时，江南士民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②吴地缙绅上疏谴责陈名夏、项煜等降过贼而今又仓皇逃到南方的官员。③随着公众对从贼官员的义愤日益增长，对公然背叛明朝者也深感气愤的阮大铖发现，将众人的义愤引向那些反对过他的“正人君子”是很容易的。④当南京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之后，杨汝成等人的住宅便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清政府。⑤在“顺案”爆发期间，周钟极大地损害了复社在明朝忠臣心目中的形象。周钟是1643年科举榜眼，复社领袖。他曾担任过李自成的顾问，并答应帮助李自成征服江南。周钟和其从兄周镳都为阮大铖所仇视。阮大铖因他们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而怀恨在心。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正是周镳——他嫉妒并疏远周钟——公布了其从弟周钟在北方叛明降顺的内情。①周镳的一个门徒透露了周钟所写的那道不光彩的“劝进表”的内容，其中还将李自成比作尧舜。周镳本人还私下印了两种记述北京陷落时状况的书（《国寿录》和《燕中纪事》）。其中详细描述了他那位从弟卑躬屈节的丑行，包括他对大顺大学士牛金星的奴颜媚态。②我们简直无法描述南直隶的士大夫在得知周钟变节行为时是多么震惊，他们“远近切齿”。③周钟的密友嘉定籍哲学家黄淳耀听到此事后立刻病倒了：天哪！难道周钟竟能如此丧尽天良？他如何能做出此等事情？我们已有二十年的交情了，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这种大逆不道之举。我希望我交友不慎的教训能使其他人在交友时引以为戒，周钟作为大臣的行为将会使未来的大臣们引以为训。④人们愤怒的原因在于完全没有料到一个曾在科举中荣登榜眼的人竟会背叛恩重如山的皇上。在传统的观念中，获得最高级科举出身的人，理所当然应为其皇上献身。①宋朝的伟大爱国者文天祥②不就是状元吗？周钟失节不仅被看作是对明朝的背叛，而且还被许多士大夫视为对儒家信仰的背叛。因此，周钟的背叛，为那些嫉恨自视清高的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的人提供了绝妙的例证，他们以此来揭露所谓“正人君子”在政治上的虚伪。此外，由于周钟的两位伯父被指斥为宦官魏忠贤的党徒，周钟本人的变节行为便为马士英和阮大铖提供了良机，使他们可以巧妙地将“逆案”与“顺案”联系在一起。1644年7月13日，马士英上疏要求处死周钟。他对弘光帝说：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驰马于先帝梓宫前，臣闻不胜发指。其伯父应秋、维持皆魏忠贤鹰犬，今钟复为闯贼忠臣，枭獍萃于一门。逆党钟③于两世，宜加赤族诛。其胞兄铨尚厕衣冠之班，从兄镳俨然寅清之署，均宜从坐，用清逆党。④此后不久，周钟和周镳相继被捕入狱①，并很快地被处决。②随着“从贼官”被一一认定，对周钟的逮捕揭开了一场大清洗的序幕。③1644年10月14日，大理寺颁布了对从贼官的惩罚条例。④规定罪重者磔、斩，罪轻者绞、流。⑤随着搜捕的进展，宦官控制秘密警察的权力又得以恢复，令人畏惧的东厂打手又来到南京，重操旧业。⑥正直的士大夫本能地作出了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崇祯时期的激烈党争如今又全面爆发了。顾锡畴（高弘图辞职后他继任礼部尚书）等“爱国之士”又重新使用起17世纪30年代的政治术语，称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为“阉党”，借翻旧账以自卫。例如，这位曾亲身遭到魏忠贤迫害的大臣，坚持要求弘光帝以渎职罪取消对温体仁的封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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