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二三流画家吧。到了这儿可不得了了，大笔一挥就是好几十万，个人画展不知开了多少次了，肥得不能再肥了。还有个c，知道吗？”
“不知道，谁呀？”
“你怎么谁都不知道，这是个无处不存在的人物嘛。他的爸爸是中国一位著名的学者。”
“那么他自己呢？”
“他是日本大画家平山郁夫的弟子呀！他要不是因为有那么个老子，平山郁夫能收他当徒弟？！这下，他可如虎添翼，不可一世喽！我还知道个刻图章的，”
“你怎么谁都知道。”
“听呀，这个人起先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工作，普普通通一个职员，什么”家”也不沾，什么”名”也没有。到了这儿，你猜怎么着，成了大书法家，大篆刻家了，你说新鲜不新鲜！他的字儿，篆刻要是搁在中国，有谁希罕？”
“这就叫本事呀！他以前能刻刻图章，字也能凑合写写，在国内时通过不知什么微妙的关系认识了现在他的保证人。这位保证人是想通过他来发大财，于是就在日本拼命为他作宣传，拉客户，要大价钱，这么一来二去的他就被抬起来了。他到日本后一天工没做过，连日本语学校都只上了一半就退学了，干什么？整天刻图章，写字。起先是保证人交他的定额，到后来，他的翅膀也硬起来了，一个月就是几百万，富得连许多日本人都干瞪眼……”
真是天上地下呀！几天之后，小方说的那位崎上先生带我去寺院。路非常远，左换车右倒车走了两个小时才到。我们坐在寺院那高级而又现代化的会客室里等呀等呀，本来说学习是从5点半开始到7点，结果一直等到6点半还没见一个孩子来。去问寺院的住持，她也闹不清怎么回事。派人去找了半天，回来说，好几个孩子都随父母去外地旅行度假了。
这一趟就这么白跑了。第二个星期又去，结果又扑了一场空。于是我便知道，那两万块钱又不翼而飞了。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崎上先生，一个在日本奋斗了大半辈子却仍然一事无成，穷困潦倒的人。这位先生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对人却格外热心。他一听说我急着找工作，就主动表示愿意尽力：
“你别着急，这种事得慢慢来。我有一些挺不错的朋友，我帮你去向他们打听打听，有了消息马上给你回话。”
尽管那成功的希望渺茫到了几乎不存在，可听到有人肯向我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那种一筹莫展地时刻，心里总是暖暖的。
后来，我就常常给崎上打电话：“喂，有好消息吗？”
他也从来不烦：“很抱歉，还没有呢。给好几个朋友都打过了电话。他们不是忙得顾不上，就是还在别的地方度假或出差。你别着急，啊，心里烦躁对自己没好处，要想开，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来。”
其实，直到最后崎上先生也没帮上我的忙，但我那时就象一个身负重创急望止痛的人，即使找不到麻葯，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反反复复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就会好的，就会好的，就会好的……”我便会觉得那“疼痛”真的好象减轻了许多。
从大谷先生那里拿来的稿子很快就译出来了。日译中我是不怕的。我拿着它到大谷先生的办公室去。
大谷先生自己读不了中文，所有的中文稿件他都要请几位“中国秀才”(大谷先生的话)看过之后再决定。
“旅行社的事，我问过朋友了。”大谷先生对我说，“但是据他讲，他们不大喜欢使用中国人。说是中国人一到了中国就尽想往自己家里跑，工作不踏实。所以他们更喜欢用懂中文的日本人，日本人工作起来向来卖劲。”
又完蛋了！我丧气地想。
“不过呢，”大谷先生接着说：“我反复说了你的情况，希望他能帮助你。所以他答应叫你去一趟。”
“谢谢您，我什么时候去呢？”
“我这个朋友的工作也很忙，具体时间很难定，我回头再跟你联系吧。”
“太麻烦您了！”心里出现了一丝光明。
“你呢，情绪好一些吗？”大谷老头笑眯眯地望着我。
“好一些。”
“对嘛，青年人不要怕困难。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又来了！
“大谷先生，您为什么会背毛主席语录？”
“因为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呀！”他自豪地说。
后来才知道，大谷先生确实是位对中国极为友好的政治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同情中国的革命。战前战后，文革前文革后，他频繁地往来于日中之间，并且曾十分积极地学习过毛选。
那天在大谷先生的办公室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回家时因为刚好同乘一辆电车，所以随便聊了几句。
“你是官费生吗？”我问他。
“对。你呢？”
“自费。”
“自费好哇！”
“为什么？”
“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
“可我还直羡慕你们官费生呢。”
“官费生有什么可羡慕的？”
“不用为钱发愁，操心呀，全由国家包了。”
“那点钱能算钱吗？”
“多少钱？”
“象我这类的(指官费生的种类)，一个月才七万。”
“可是不包括学费和房租水电，对不？”
“对，可是七万块够什么？”
“天，这真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晓得我们的日子有多难吗？”
“难什么？你干不就得了。日本遍地都是工作，随便找个干干一下就是好几万。”
“哪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以为我想干什么就能干得上什么吗？再说我还得上学，一个星期只有七个晚上能做工……”
咳，他们哪知道我们吃的苦，发的愁呀。真叫“话不投机”！
下了车没有直接回家，想到丰岛区的区立图书馆去看一看。结果在大门口撞上了以前日语学校的同班好友小郑。意外的相遇使我们俩高兴得要命。
“你怎么这个时间还在街上逛？没去打工？”她问我。当时已经快6点了。
“我们店休假两星期，快把我闲疯了。”
“走，上我家好好聊聊去，好长时间不见了。”
“你也不打工？”
“我呀，咳！找工作找了一年了，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她使劲一拽我：“走哇，别站着不动，去我家。”
“连洗碗的工作也找不到吗？”
“说的就是嘛。我不愿意端盘子，也干不了。”
“洗碗的工作会找不到？”
“骗你干嘛。”
“这种工作按说不难找吧，满街都是饭馆。”
“谁不是这么说呢，可我的运气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不好，问了不知多少家店－－当然是离我家近的，太远了跑不起－－说来也怪了，明明在门上贴着招工要人，可我进去一问，回回都是，人家一下子就给我顶回来了”不要！”我直纳闷儿，是不是我的日语发音太差呢？可我还没说什么话呢，不至于刚张嘴就露馅儿吧。后来，我琢磨过来了。”
“因为什么？”
“长的不好。就因为这个。”她指指自己的脸蛋。
我不由得打量了她一眼：短头发，戴眼镜，干瘦干瘦的－－记得她以前好象没瘦到这种程度。
“不会因为这个吧？”我说。
“就因为这个。他们日本人特看这个。尤其一个女的，要不你得年轻，别超过二十五岁；要不你得漂亮。象你就比我强多了。”
“你不会化妆吗？”
“是化妆了，也不行。简直都快气死我了。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干脆不想去找了。”
小郑的母親是日本人，她们是全家一起迁来的。现在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父親一个人负担。她父親在国内是个高级工程师，可来到这里只能找些临时性的工作干，常常失业。
“你现在是一个人住？”我又问。
“嗯，去年夏天从家里搬出来的。家里住省是省，就是地方太挤，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又不一样，什么也干不了。就出来了。”
“房租多少？”
“一万七。”一听价钱就知道那房子的模样了。
“那么房租是向家里要了？”
“爸爸每月给我们姐妹每人三万块钱。唉，爸爸一个人负担太重了。我姐姐身体不好，打不了工。我呢，死活找不着，妹妹还算不错，混上了一碗饭。”
我们顺着春日大道一路朝西走。
“你每天都到图书馆来？”
“每天。图书馆多好，有书，有资料，有冷气，还有桌子椅子。我那屋子呀，你去了就知道了，什么都没有，又小又闷。”
“不用看我也知道，”我笑了，“前几个月我也住着那样的房子，兴许比你的还差。现在住的是强多了，就是开支大得活活能把人压死。”
说话来到一个超级市场门口。
“你也没吃饭吧？咱们买点什么到我那儿去做饭好不好？”她说。
“你每天在家都吃什么？”我知道她那间屋子是做不了什么饭的。
“咳，我可简单。天天吃面包，最便宜的那种。还有一阵儿地天天吃豆腐，上午吃半块晚上回来再吃半块，倒上酱油，又好吃，又营养，还便宜。”
怪不得她瘦成这个样。我尽管穷，还不至于一天只吃一块豆腐呢。
“不要做饭了，我知道你没钱。咱们今天也吃豆腐，好不好？”我说。
“那哪儿行，好容易来了稀客。我也要借机会解解馋哪。”好不由分说地走进了商店：“你喜欢吃什么？爱吃肉对不对？”她直奔肉柜台而去，我急忙拉住她：
“我在家每天吃肉，今天就想吃清淡的，就想吃豆腐！”
她认真地看了看我：“真想吃豆腐？那也不能光吃豆腐呀。别的呢？买点儿什么菜？”
我完全清楚她的屋子是不具备炒菜条件的，却不好点破她，就说：“一弄菜，咱们就没时间说话了。今天就简单点儿，求求你。有现成的方便面买两包算了。你把我当成客人，我倒不好意思去了。”
她看我说得恳切，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便买了一块豆腐，两包方便面，又自作主张地买了一包香肠。我们走出商店。
叫她这样一个平均生活费用每天不能超过五百块钱的人为我破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空着手作客。已经到了她住的简易公寓门前，她正往里走，我对她说了一声“我回头就来”，便扭头往路口一个小水果摊跑去。掏出钱包一看，一共只有三百五十块硬币。我便拿眼睛搜寻三百五十块以下的水果。看来看去，不是太贵，就是太差。忽然看见四个一包的苹果还不错，正好是三百五十块钱，便对卖水果的说：“我要那包苹果。”他给我把苹果包好递上来，我把手里的硬币倒向他的掌心。刚要走，他喊住了我：
“对不起，还少十块哪！”
“什么？不是三百五十块钱吗？”我奇怪地问。
“可您这是三百四十块呀。”
不可能嘛，刚才明明看了是三百五十。他一个硬币一个硬币重新给我数了一遍，的确还缺十块。
我急了，钱包里已经再也没钱。我蹲在地上仔细地寻了半天，也没把那可恨的十块钱找出来。脸上烧得恨不能钻地缝，后悔出门没多装几个钱。没办法，只好又把到手的苹果还给了卖水果的，换了一小堆酸葡萄捧到小郑住处。
坐在光光的榻榻米上，两个人就着一只小锅吃了面，又就着一只碗吃了酱油拌豆腐(小郑屋里只有一只小锅和一只碗。调料也只有一瓶酱油)。肚子里半饱不饱的，我们便边嘬酸葡萄边聊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她还有过更狼狈的日子。有一个月底，家里给她的三万块钱花光了，知道家里也没钱，她不好意思开口再要，硬是一连四天没吃饭。
“你居然能撑得下来，我真服了你了！”我说。
“不撑怎么办？那一阵儿我爸正失业，姐姐又病着。当然，我也不是一点都不吃。”
“吃什么？”
“一饿就喝咖啡。刚搬来的时候，我媽给了我一瓶咖啡，我不喜欢喝，就一直放在那里没动。后来，身上连一分钱都翻不出来了，就想起这瓶咖啡来了。”
“喝咖啡管饱？”
“多少好一点儿呗。可是到后来就不行了。我去上学，刚一下楼梯就栽倒爬不起来了。”她的眼圈儿红了，停了好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那时候为了找工作，你知道我都快急死了。到处碰壁。三十岁的人了，找不到工作，还得叫爸爸拿钱养活着，心里是什么滋味！就为这个，连上大学都不敢想－－不能再叫爸爸替我交学费呀。有一回逛书店，随手翻到一本杂志，上面写着这么一段，说是你如果想使自己的某个愿望得到实现，就缝一个布娃娃，在布娃娃的肚子里塞上一张纸条，写上你的愿望。然后就天天晚上抱着那个布娃娃睡觉，睡上三个月，愿望就一定能实现。其实，这种骗人的玩意儿一看就是胡说八道。可我当时居然就鬼迷心窍地信了。回家真做了一个布娃娃，并且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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