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留对，言：“庆历元年，出御制《观文鉴古图记》以示辅臣；皇祐元年，召近臣、三馆、台谏及宗室观《三朝训鉴图》。仁宗皇帝讲学之外，为图鉴古，不忘箴儆；又图写三朝事迹，欲子孙知祖宗之功烈。愿陛下以永日观书之暇，间览此图，亦好学不倦之一端也。”六月，辛丑，录囚。
甲寅，辽遣使决五京囚。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人心已定；唯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疑不能决。乙卯，御史中丞苏辙入对，即面斥其非，退，复上疏曰：“臣顷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未尽，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
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无所偏废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垌牧，无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势若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
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犹有臭’，盖谓此矣。先帝聪明圣智，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尚赖二圣仁慈，育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众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此辈若返，岂肯徒然而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宗庙、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感，毋使小人一进，复有噬脐之悔。”疏入，太皇太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辙又奏曰：“窃见方今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虽有异党，谁不归心？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犹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由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去年之秋，又复差法。且熙宁雇役，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如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役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馀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故天下皆思雇而厌差。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存反覆，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恐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海内蒙福，上下攸同，岂不休哉！”秋，七月，辽主如黑岭。
乙酉，夏人来言画疆界者不以绥州例，诏曰：“已谕边臣如约矣。夏之封界，当亦体此。”
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吏有白中孚者，告苏辙曰：“吏额不难定也。昔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繁莫过于此。昔铨吏止十数，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办事，劳而不避。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要也。旧法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为一人。今诚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其言为然，乃具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自当消尽。执政然之，遂申尚书省。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省。左仆射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别将详定。任永寿，本诸司吏也，为人精悍而滑，尝预知元丰吏额事，每奏入，独能言其曲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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