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见狼或豹子的脚印。我就不停地大声唱歌为自己壮胆，有时唱着唱着哭了，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干……可是，也许被我的诚心和辛苦所感动，居然动员到28个孩子来上学。他们都住校，立时把我生活的孤单冷落全驱赶走了。我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上课摇铃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点钟我召唤他们起。大山中间的早晨空气清冽，第一件事是带着他们站空场上，高举小红书，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对毛主席请示。这感觉也挺神圣的。崇拜？我说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种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装满，否则你怎么活？这段时间我还算快活，眼瞧着这些穷孩子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我高兴，有时批作业，备课，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黄鼠狼下来了“嚓嚓”撕窗纸，吓得我打哆嗦。孩子们教给我说，只要听到窗纸响，吹灭油灯，黄鼠狼便会走开。我和孩子们得感情融洽，他们见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里挖甜草根时，就拾些野鸟蛋塞进我口袋里。一次我伸手掏手绢，手指碰到一个粘糊糊、肉乎乎的东西，我惊得大喊大叫。原来一个鸟蛋在我口袋里孵化了，小肉鸟破壳而出，孩子们全咧开嘴笑了……他们给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悦啊。
五月端午节，28个学生每人从家里端来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黄糕送给我吃。这时又搞起“急整顿”运动，王校长带领各村小学教师来我这里开会，看见这些黄糕，王校长当面点我说：“现在没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笼络学生，搞成他的接班人，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活动！”
我没别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里去教小学，王校长马上同意，并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警惕我的一举一动。
我再没劲儿了。我发现，一个人，打起精神也是活着，心灰意懒也是活着。一次我从一面小镜子里看见自己满面灰尘，马上洗过，再看，依旧灰蒙蒙，无光，眼睛竟然也没光泽。可是我这时才24岁呀！
突然一天，喜从天降，县里下调令，调我到县中学教化学。但到了县中学不久，武装部政治科一位干部对我说，调我来县中学是政委的决定，然后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政委有个内弟在大同煤矿当工人，一条有残，光棍儿，希望我能嫁给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队时受到这位政委特殊保护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运中的一切幸运，都是以双倍的牺牲为代价的。刚刚为自己逃开王校长的控制而庆幸，转眼却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绝难逃。清队时那次不过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这边却早下一道网了。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也是由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经过许许多多曲折，我嫁给这位大学生并因此调出ｏ县，去往k县，虽然彻底得……
[续崇拜的代价上一小节]罪了那个政委，却从此也了结了我这长达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难。
我这男人老实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对于前夫的那种感情却很难再现。那不仅是初恋的纯情，更是一种崇拜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个人只能有一次这样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难复生。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前夫被落实政策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便死去。我对人生才算真正地大彻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我能在这两种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
新闻报道和纪实文学都离不开真人真事，都必须忠于客现事实，都需要使用采访的方式，但采访后，一是报道出去，一是记栽下来。前者不是文学，绝对是不允许虚构；后者属于文学，允许虚构。纪实文学来源于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实写作的，小说是靠想象写作的；小说可以任意虚构，百分之百不受约束和限制地虚构，但纪实文学只能是‘有限的虚构”。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说，但不是小说，“纪实小说”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所说的“有限的虚构”，是指在不改变真人真事原型和精神的条件下，为了充实、深化、强化事件与人物，可以虚构，包括虚构的场景、非主要情节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细节等等。
虚构是纯主现的行为。因此——
小说任其王观；
新闻禁绝主观；
纪实文学不能放纵主观而歪曲客观。
我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不同于一般纪实文学。由于我把事物原始状态的真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在写作中必须将这“有限的虚构”缩到最小。我连配角人物、环境、场景和非主要情节也不去虚构。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采访者的身上。我尽量让他们多讲，从中选择最有表现力、最生动、最独特的情节和细节。比如《说不清楚》中那个俄死的犯人贴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单，再比如《苦难意识流》中用吃苍蝇的办法自杀，都是被采访者真实的经历。我用文学家的眼光来挑选细节，而不是以作家的想象去虚构事件。我相信有时生活本身的震撼力无比强大，特别是在这种大灾难的年代。我把采访过程当做一种文学构思。比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